游戏不仅仅是游戏。
5月11日，互动式展览“游戏中的丛林法则”（Games and Politics）在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开幕。展览由歌德学院与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合作举办，一直持续到6月2日，期间将举行纪录片放映、游戏展示、演讲和讨论等活动，并将邀请游戏开发者、媒体学家加入讨论。6月1日和2日，还将举办一场48小时的主题Game Jam。
展览地点选在北京798艺术区。对于游戏公司、玩家和媒体来说，这个地方不算陌生。不久之前，我在这里参加了索尼主办的《只狼》体验活动。From Software市场部课长北尾泰大面带微笑，向所有玩家宣布：“我们绝对不会降低游戏难度。”
《只狼》带给玩家的是架空幻想故事和酣畅的战斗体验，“游戏中的丛林法则”关注的则是电子游戏与社会文化的关联。主办方表示，展览中所有游戏都与传统意义上作为娱乐媒介的游戏不同，参观者可以从中了解到包括决策应变、性别问题、无人机战争、难民问题、媒体的力量、历史与当代社会事件等多方面的话题。
798不通地铁。这在交通状况既便利又糟糕的北京，显得有些特殊。然而798永远不缺人潮。5月初的北京，气温已经飙升到25摄氏度以上，精心打扮的文艺青年、网红主播与左顾右盼的外地游客并肩而行，是这片北京原工业厂区、现文化地标上一道著名的风景线。
展览会场外观朴实无华。包括《这是我的战争》《请出示证件》在内的十几个参展作品排布在大厅各处，供观众任意游玩。参展观众中有玩家、媒体、独立游戏开发者等等“老面孔”，也不乏对电子游戏了解不深，甚至只是进来乘凉休息的普通人，受到环境影响，他们也试着玩了几个游戏。
可惜的是，所有参展游戏都不支持中文。尽管有工作人员从旁介绍，许多观众还是难以在短时间里体验到游戏的核心内容。我站在某个展台附近观察了一段时间，所有靠近它的观众都被语言劝退，几乎没有人进一步尝试。相比之下，体感游戏《完美女人》颇受欢迎，玩家只需模仿屏幕上的女性剪影，做出一系列舞蹈、瑜伽动作即可。一个观众对我说，这让他对游戏的印象有了改观。
一位歌德学院的策展人员告诉我，他们曾经想提供一些游戏的汉化版本，但德方不允许修改参展作品，回想起来，这是一个失误。“在欧洲和美国，观众的英语水平很高，（体验游戏）没有障碍。到了中国，就会有很大影响。”这是歌德学院第一次在中国举办游戏展览，“丛林法则”主题更是没有先例，有不足之处也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展览要持续1个月，”他说，“我们会不断地完善它。”
下午2点，开幕活动正式开始。活动通过纪录片放映、游戏展示、主题演讲和讨论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多元化。
没有开场白，直接进入正题的是美国游戏及媒体制作公司“头目”（Midboss）出品的纪录片《彩虹游戏》（Gaming in Color）。影片以同性恋玩家（Gaymer）在游戏行业中的处境变化，讨论了亚文化与少数群体如何建立自我认知、打破刻板印象、营造安全空间的过程。
“一些人会因为《质量效应3》里有同性恋剧情而拒绝买它，但假如一个同性恋玩家拒绝游戏中的异性恋角色，他（她）就没有游戏玩了。”片中一位游戏开发者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片中还传达了一个数字，如果一个女性玩家只玩女性主角的游戏（这当然是一种极限假设），那么她只有926个选择，试图说明比起男性主角游戏，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少了。
现今，欧美地区游戏中的人物愈发频繁地展现出跨性别特征，背后反映的是LGBTQ人群比以前更容易被大众接受，越来越多的人拒绝把LGBTQ作为侮辱性词语。纪录片中，一位拳头公司（Riot Games）的游戏设计师说，《英雄联盟》中有个类似“群众法庭”的系统，一旦玩家出口不逊或行为不妥，会被挂出公示，让其他人决定他是不是应该受到惩罚。大多数玩家对LGBTQ内容的脏话态度是“一棍子打死”，绝不姑息。
游戏中的刻板印象不仅限于LGBTQ群体。文化与媒体学者克里斯蒂安·胡贝尔茨在演讲中提到，游戏开发的过程会客观上加强刻板印象的传播。在许多游戏设计课程中，为了让视觉表达更加明确，“敌人必须看起来像敌人”成为一种典型手段。这个手段在怪物、僵尸身上自然成立，但在一些游戏将美国城市街头黑人的日常打扮设定成“敌人”时，就激起了巨大的争议——它无法用简单的“游戏只是游戏，没有任何其他含义”来解释，引发了一个重要议题：如果刻板印象被泛滥使用，会变成什么样？
这个例子同样可以证明游戏与社会文化的紧密联系。胡贝尔茨将“游戏”与“烤面包机”类比，它们表面上都是“日常用品”，人们习惯性地只谈外表（演出效果）和功能（好不好玩），而不会考虑还有什么深层意义。然而正如烤面包机象征着20世纪50年代涌现出的新技术、乐观主义价值观与富足的家庭生活，游戏也通过玩家的共情来潜移默化地表达着一类群体的诉求。
胡贝尔茨认为，游戏不仅是叙事和语境，还是规则的体现。游戏背后的思维方式也可以用在新的游戏和更广泛的领域上。《Dys4ia》是一个以变性人为主题的游戏，它使用了俄罗斯方块一样的手法来表现变性人群体难以融入社会。销量超过200万份的独立游戏名作《请出示证件》展现了一个复杂的道德困境，在这个困境中，个人的努力无法改变规则。
还有一些规则是可以改变的。作为女性开发者，王妙一直到她制作的游戏《美好世界》上市，被玩家默认为“老哥”时才意识到，在游戏开发者群体中，女性的身影实在是太少了。
“我的游戏里，女性玩家大概占一半。在中国，‘一般向’游戏有30%的女性玩家就算多了，有些连10%都不到。”王妙一说。然而随着国内网民男女比例越来越平衡，女性的消费能力也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她们对游戏（以及所有文化产品）有着自己的要求。
王妙一认为，“游戏的玩家受众由它的气质决定，而它的气质又由开发者决定”。面对女性玩家，女性开发者不一定非要制作“女性向游戏”，但她们在表达的过程中必然会体现出与男性的差异。让女性开发者自由地表现出这些差异，是中国游戏“多元化”的一部分。
独立游戏开发者黄高乐把国内“同志”群体在生活中面临的许多真实情况写进了游戏之中。他在《A Gay’s Life》中用社交媒体调研与积累素材，用沉浸感和共情来达成游戏的目的——给普通大众玩、有一定科普作用与现实意义的作品。
“出柜审判”是《A Gay’s Life》中的一段重要剧情。说到这里，黄高乐却“忘词了”，他想了好一会儿，才把这句“好像不重要但就是忘了”的话想起来——“很多家长是没有逻辑和理性的”。“出柜审判”中，玩家要面对的不只是父母，还有七大姑八大姨，这实际上是工业化社会中年轻人不再迷信家长权威，新一代在成长过程中与老一代人的矛盾。每一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出柜审判”，只要是亲身经历过这种矛盾的人，都会收获共鸣。
以上这些或许是国内当前语境下关于“游戏中的丛林法则”的最佳切入点，而它本身也是“游戏及游戏相关活动针对不同国家、地区、人群、文化采取不同策略”的优秀注脚。自2004年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的“全球游戏”（Global Games）巡展开始以来，“游戏中的丛林法则”在20几个国家、30多个城市留下了足迹。它在不同的城市讨论不同的议题。比如在伊斯坦布尔，话题中心变成了《杀人盒子》（Killbox），它展现的是一场不公正的战争：玩家可以分别扮演无人机驾驶员和被轰炸的平民，而后者永远不可能获得胜利。
不论是胡贝尔茨、王妙一还是黄高乐，他们都提到了中国独立游戏开发者群体。短短几年时间里，他们通过Steam等平台，让全世界玩家从更多的角度了解中国游戏。在风雨飘摇的中国游戏市场上，那些一直坚持和没能坚持下来的人，都值得一份肯定。讨论游戏与多元化，以独立游戏开发者作结，的确再合适不过。
晚上6点，会场里的灯光又一次暗了下来，屏幕上出现了《独行》制片人“拼命玩三郎”为这次展览特地录制的一段视频：
“大家好，我是拼命玩三郎，我是在一片树林里拍的这段视频。提醒大家，这部片子的长度会超过13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