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与错的区分很容易，然而分出对错后问题仍然存在，时间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几天前我写了一篇去临沂的见闻，其实还有些想说的。
在最开始，当听说要派我去临沂时，我是拒绝的：我是个很怂的人，每当公司评测恐怖游戏，那一周我都会“很忙”，“没时间”参加评测。而这个外访的任务，听起来就不容易。
然后，祝老师指着我头顶的横幅问我：“难道你不想再拿10万吗？”
我回头看那横幅，这是我的同事热心为我定做的，他感叹了好一阵做横幅“真便宜”。横幅上红底白字写着“热烈祝贺我司××老师喜获×××××10万元奖金”。“××”是我的名字，“×××××”是某个奖项。
这个横幅太令人意外了，我没有料到在21世纪还能看见这样一条横幅，与之匹敌的只有多年前看过的“热烈庆祝我县成为国家特困县”。我确实之前因为一篇还算热门的报导得过奖，但可悲的是，奖金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因为这篇获奖作品还是集体创作的，奖金理应大家共享——这样一来我似乎欠了同事许多钱，他们把横幅挂在我身后，仿佛暗示着什么。
我不想坐在这里，于是转过头来对祝老师说：“我去。”
2016年，我的一拨同事和前同事有过亲自前往当地探访的经验，于是我向他们请教了生存指南。得到的消息真假参半，大多都很恐怖：掏出相机的瞬间被家长们围困；戒备森严难以突破，变成求生现场；甚至还有“派出去的编辑只回来了一半”……
我在前往临沂的火车上没睡好。
结果，正如文章中写到的，这趟旅途很平静，平静得过了头，以至于我没办法写出像是新闻报道的东西，想了半天，只能写随笔或者是凭吊。
我觉得很惭愧，在2016年和2017年，触乐发布了系列报道，采访了许多当事人（盟友和家长），并且在网戒中心戒备森严的时候进行了实地探访。我很喜欢这些报道，它们带来了新的东西，一些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东西。
与那些报道相比，我这次的文章显得很平和，信息量很少。
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
我的目标是确认网戒中心是否关闭。但是，我发现自己竟然有些不确定什么叫“关闭”。
当我们说“网戒中心关了”时，到底在说什么呢？是说这个机构不存在了，还是说这家医院不再收治此类病人，或是指当年那些骇人听闻的行为已经完全消失？
机构不在了，这一点是很好确认的。医院的声明、悬挂的牌子，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但进一步的确认是困难的，例如，我发现原来的心一病区仍然在收治病人，假如只是牌子摘了，以前的形式还在，那能叫做“关了”吗？当然，它收治的可能是普通病人，而不是网戒中心的那些病人，我无法验证这一点。
或者，即便是方法变了，以前的那些东西都不敢继续了。但，如果家长就带着孩子到医院“看网瘾”，不在网戒中心看，就在全国任何一家医院挂一个普通号，医院会治疗吗？会怎么治呢？是否只要没有“电击”，这一切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争议？又或者，如果网戒中心转移到了别的地方，不再是第四医院的下设科室，这叫做“关闭”吗？
甚至，如果家长觉得当年的“治疗方案”特别好，在家中自行模拟那一套，这样“网戒中心”的实质不是还在吗？
我没法回答这些问题，我的验证仅仅止步于最开始的一点：作为第四医院下设科室的网戒中心关闭了。
因此，在文章中我很难下笔去写“它关了”，或者“它没关”，我卡在这个地方很久。我和许多市民聊过网戒中心是否关闭的问题，有的人说关了，有的人说没有，但细问之下所有人都不太清楚。而我比他们更困惑，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在简单的表象上。
祝老师说我“陷进去了”，他说，“你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你弄不清楚”。
我觉得事情可能更严重一些，我不是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是弄不清问题本身。
我只能写我见到的：网戒中心的牌子摘了、原来的场地挪作他用、以前阻拦拍摄的“家委会”成员也不见了、医院声称它早就取消了、有家长在网络上呼吁“不该关闭网戒中心”。我们在2016年来过，现在再来许多东西确实已经变样。
在临沂，有些事情改变了我过去的认知。例如，在网络上，我看到很多人声讨杨永信，我身边的人感觉和我一样，这可能是种幸存者偏差：因为我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圈子里，所以看到的结果都是这样。
而在事情发生的地方，我问了许多当地人，结果他们中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网戒中心；或者是，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遇见了挺多人，我觉得他们是善良的普通人，他们不反对网戒中心，其中有些人还觉得，网戒中心挺有效的。
固然，也有不少人表达了对网戒中心的反对和不屑，但这和我曾经感觉到的一边倒的声音不一样。
我又想，网络上的声音是否真的如我所见呢，于是，我又去搜索一些家长的意见，我发现确实有真正感谢杨永信的人。只不过，不刻意寻找的话，他们不在我的视野内，他们的意见此前我从未关注。
观念的变化需要很久，但它的确在变化。
在10年前，如果去问同样的问题，或许大家都会谈“网瘾”，但这次，我发现其实没几个人谈“网瘾”。在不反对网戒中心的那些意见中，人们会说“孩子不好管啊”，“孩子不好好念书”——这些情况有没有网络都会有，而家长们确实急需一个“治疗”手段。
我仔细去看了那些感谢杨永信的家长们写的东西，他们都提到了“孩子听话了”，“像是变了一个人”，但没有人提及他们与孩子沟通的过程，没有人提到孩子的想法。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满意会不会在有朝一日变成悔恨，或者是保持现在这样的满意过完这一生。
我曾经考虑过用福柯的理论来写这篇文章，他提到了疯癫与权力的关系，这一理论对这个事件或许很适用：如果家长没有办法处理普通的困难，把这些困难当作“病”来处理确实简单许多。
你看，如果说“我们有个问题要解决”，那么我要亲自寻找原因、寻找解决方法，还要付出努力，这太辛苦了。但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因为“有病”，那么要做的就只是治病，只需要交给医生就好了。
对杨永信的网戒中心，媒体的风向几经转变，起初，是赞扬的；随着了解的深入，批判的声音多了起来。这些变化需要时间。
最后，我还是在文章中写“关了”，我觉得哪怕只是机构被撤销，也至少说明了一种态度——有这种态度不意味着问题解决、观念转变、伤痛消失，但至少是一种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