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于说，你们这些大学生都是我培养的嘛！”
“诶，你是不是原来在这里读书的，以前专门来我这里搞游戏的……”
刚走进店里，没等我开口，他就用一种十分肯定的语气确认了我的身份，以至于在讶异之中，我掏名片的动作都停滞了一下。
“对的对的，我以前在这里上的小学。”待到反应过来之后，我才有机会表明来意：“现在是一家游戏媒体的编辑，这次是来采访您的。”
对面的学校还没开学，平日里喧闹的的街道上空荡荡的，十分安静。傍晚的霞光一如既往地刚好照进小店那窄窄的门面。柜台里没有装着游戏机，墙上也没有挂着四驱车。在满屋的零食、饮料和文具之中，微信和支付宝的二维码成为摊位上最显眼的东西。
这是我毕业多年之后，第一次见到“猴子老板”。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我回到了十余年前就读的小学。
空无一人的校园有一种令人安心的寂静，我迈着比小时候大得多的步伐，踩过了摇曳在深色的水磨石地面上的斑驳树影。在被要求集体行动的年纪，这种难得的寂静是可贵而令人着迷的——它通常出现在参加绘画比赛之后赶回学校的下午，或是“结束战斗”之后从猴子老板店里出来的傍晚。
猴子老板是学校门口小卖部的店主，在我念小学的时候，他的小店是孩子们玩耍的乐园。
如果他还在的话，想要聊聊过去的事——抱着这样的期待，我走出校门，向记忆中的方向走去。不一会儿，我就远远地看到了小店的轮廓，两个蹦蹦跳跳的男孩子正指着摊位上的零食询问价格，另一头传来“这个两块”的熟悉声音，显然来自于猴子老板本人。
多年不见，他还是那么瘦小，只不过腹部微微隆起，有了一些发福的征兆，曾经油亮的黑发也变得有些稀疏。不过他依然十分健谈——那标志性的高嗓音配上高语速的杭州话，在我出声之前就抢得了先机。在我说明来意之后，他从墙边拖来一张板凳，示意我坐下。
猴子老板名叫杨定生。在我上学的时候，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用外号来称呼他。时间久了，有的同学会省去“老板”，直接叫他“猴子”，他好像也一点都不生气——在杭州方言里，“猴子”这个词的语气是很重的。
说起这个外号的来源，老杨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最开始的时候是隔壁店里的人用来骂我的，”他解释说，“因为我进货什么的都抢在他前面，他骂我像猴子一样精。”
由于非常贴合他的形象，这个外号在学生之间流传甚广。学校门前最多时有过3家小卖部，我们说起某样东西是从哪里买的时候，常常难以形容具体的店家——但一提到“猴子老板”总是最具标识性的。
“后来已经成为我的一个符号了。说‘猴子老板’都知道是我这里，相当于是在帮我做宣传嘛。”
老杨曾是一名纺织工人。1999年左右，他从单位下岗，来到小学门口从头开始，经营小卖部。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这个小小的门面除了和平常的小店一样出售文具、零食，还经营着一套完整的玩具、游戏业务。
老杨的小店前面是一块放着几个石墩的空地，那是对面单位闲置的停车场。他把空地利用起来，作为出售玩具的“配套场地”。在某一段时期，痴迷《火力少年王》的孩子们可以在那里比试溜溜球技巧；不久之后，老杨在那里搭起了陀螺对战台，一到放学时间，拿着塑料鞭子的自信选手们就围在那里一较高下。
在20年的经营中，他几乎出售过所有孩子们想要的玩具。在这些玩具之中，老杨对四驱车评价颇高。
“你说的那种陀螺么，就是比谁的好、谁的贵，溜溜球也差不多，不用动脑子。不过这样也好，你们就在我这一直买一直买，我赚钱肯定开心的。”他露出了狡黠的笑容，“还有那种女孩子玩的小机器，叫什么来着……”
“拓麻歌子。”我提醒他。
“对对对，就那个东西，也没什么意思。但是四驱车不一样，你想要跑得快，得自己配零件，自己绕马达，那个动脑子。”
在和老杨的谈话中，他用的最多的词就是“动脑子”。
“现在的小孩子，游戏也没得玩，一有空么就盯着个手机，脑子不动，人都‘木’掉了。”他的语气中有一种强烈的鄙夷和失望，“以前你们多精啊，在我这买东西都要讨价还价的。现在的小孩子，就算我故意跟他说一个练习本卖5块，他也真的会买的。”
在“动脑子”的层面上，相比于玩具，老杨更喜欢游戏。2001年，任天堂推出了第二代游戏掌机GBA。大约一年之后，老杨从供货商处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日本人做的游戏机”。进货试水的效果并不理想——对于零花钱只有个位数的小学生来说，上百元的游戏机是难以承受的奢侈消费。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灵机一动，开始将买来的GBA出租给光顾小店的孩子们。
出租的价格是1块钱20分钟。用老杨的话说，他是在“一点点把你们口袋里的钱抠出来”。
“囊中羞涩”的小学生们很快就着了他的道。不久之后，下课的孩子们就三五成群，拿着租来的游戏机蹲在空地的石墩上，要不就是围着一个人看他打《精灵宝可梦》，要不就是几个人轮流对战《龙珠》和《拳皇》——老杨的儿子也在他们之中。
“游戏这个东西是很需要智商的。”在谈到为什么会让自己的孩子也加入这项活动之中的时候，老杨告诉我：“这些游戏我基本上都玩过的。你想要过关，必须花时间研究，动脑子、想办法。这个对小孩子是有好处的。”
“另外，有很多学生平时不说话的，学校里不和别人交流。到这里租个游戏机，和别人对打、看别人玩，也比较容易交到朋友。”
他声情并茂地向我模仿了小学生们为了游戏争执、吵架的场景，随后拍着大腿，开怀大笑。
2003年，老杨开始“更新装备”。他买进了新出的GBA SP，替换了在孩子们手中“饱受摧残”的旧游戏机。这个时期，老杨的游戏业务达到了巅峰。他手里最多有超过50台GBA SP和数量惊人的盗版游戏卡带。一到放学时间或是双休日，老杨的小店就变得门庭若市，对面的空地也挤不下了。孩子们在附近小区的石凳上、隔壁公司的楼顶上玩着各种不同的游戏。
“游戏社区”盛况空前，老杨自然是赚得盆满钵满。
“你们玩累了么，就在我这里买个水，买个棒冰。这时候有些人零花钱多，觉得租起来不爽，就干脆把游戏机买回去。”他手舞足蹈地讲述着当时如何如何赚钱，就像一位成功商人在慷慨地分享着生财之道。
老杨提到，甚至有住在附近的孩子恳求他除夕晚上开店，就是为了拿到压岁钱之后马上买到最喜欢的游戏机。
老杨的规模越做越大，老师和家长也听到了风声。在我的记忆中，常常有愤怒的父母拎着小孩的耳朵将他带走的画面，学校的晨会上也提到过禁止学生放学之后去猴子老板的店里玩游戏。我问老杨这种“禁令”对他造成了什么影响，他微微一笑：“他们不说还好，一说，不知道的人都知道了。‘诶，有个地方可以玩游戏，去看看’，反而来的人更多了。”
“也有些家长和我想法一样的，玩玩游戏，脑子会变活络的。有些人还要开车送儿子来玩。”
他告诉我，在最好的时候，相隔两公里外另一家学校的学生也慕名而来——“猴子老板的店”俨然成为了孩子们眼中应有尽有的游戏王国。
当然，摊子铺大了，这种业务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可以想象，心智不成熟的孩子们将租来的游戏机据为己有也是常有的事情。
“经常有的，这种情况。”老杨回忆说，“一般大部分都是钱不够了，还想接着玩存档。小孩子嘛，可以理解。我一般都记得的，放学出来，我会问他们‘你是不是没还我啊’，基本上都能要回来。”
他提到了一个两次想要“顺手牵羊”的孩子。在第二次被抓到之后，他惶恐地恳求老杨不要将这件事情告诉他的父母。“我就教育他，不告诉可以，但是你以后绝对不能再拿东西，不管是不是我的店。”
“他现在是个开飞机的，之前还专门开车过来感谢我。”
老杨认为，他的游戏和教育对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们（尤其是男生）造成了积极的影响。他将这段时期视为自己的一项成就——在历数从他店里走出去的“中考状元”“北大学生”或是“留英博士”之后，老杨笑着说：“相当于说，你们这些大学生都是我培养的嘛。”
2005年左右，老杨咬牙买进了当时十分昂贵的PSP，将出租的价格涨到了3元20分钟。再往后，由于掌机变得相对昂贵又难以破解，盗版游戏卡带也越来越少，他就再也没有购入新的游戏机了。在这个时期，“怪物猎人”系列成为了孩子们最好的选择——更强的社交性和在那个时代极为优秀的画面让许多学生沉醉在狩猎的快乐中。
在我从小学毕业之后，老杨的游戏生意还在欣欣向荣地继续着。据他所说，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了2010年。那一年，苹果发售了平板电脑iPad，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许多家庭都添置了这款新机器。在此之后，老杨发现，孩子们渐渐不喜欢他提供的游戏机和玩具了。
“就是苹果公司那个iPad嘛，对，就那个时候。”他的表情有些失落，“那个东西出了以后，他们对我的游戏就没兴趣了。”
新的、高端的机器以碾压的姿态击败了他手里稍显老旧的游戏机。到了2011年，他的PSP已经租不出去了。更快捷、更新颖的娱乐方式迅速杀死了他的游戏时代，他默默撤掉了货架上的高达模型和柜台里的游戏机——“游戏王国”变回了一个“正常”的小卖部。在这股不可逆转的浪潮之中，玩具和游戏的供应商也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老杨好像也失去了“雄心壮志”。他与其他千千万万的小卖部一样挂上了晨光的广告，将一半的店面改造成了文具专区。
前年整理房子的时候，他扔掉了两大筒卡带，那是属于他的时代留下的最后的证物。
“那些破游戏机，还有人专门来买。他们说不拿去玩，就摆着看看。”
8年过去了。老杨曾经紧跟潮流，他在我们得到信息之前就可以判断孩子们喜欢的东西，提前进货赚上一笔；如今，他已经成了一个落后于时代的、平凡的老人——在我加他微信的时候，他的操作犹豫而迟缓，看上去老杨还不习惯智能手机的操作。
他问我现在还玩不玩游戏机，我告诉他：“任天堂现在有一款新的机器叫Switch，比iPad小，很方便。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
“他们现在不喜欢玩这个了。”他打断了我的建议。
一个女孩路过小店，买了一支雪糕。她询问价格之后，掏出手机开始付钱。从头到尾，老杨都没有起身——由于方便快捷的移动支付，他省去了找零的力气。
对于老杨来说，如今最让他开心的，是过去的孩子们常常专程来看他。那些玩着游戏的孩子们从不懂事的小学生变成了体面的大人，这让他倍感欣慰。也许在老杨眼中，那些开飞机的人、在附近买了房的人、在英国读博士的人和结了婚送他喜糖的人，都是他自己的孩子。正是这些“动脑子”的孩子们让他可以骄傲地讲述关于游戏的往事——他燃烧激情的那些时光，都是有意义的。
以后，他又多了一个在北京写文章的孩子了。
属于猴子老板的时代已经消散在历史的洪流中，只有当初被“压榨”零花钱的我们还记得那些有趣的游戏和美好的相逢。我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因为“搞游戏”而变得更聪明一点，也不知道老杨在我的回忆里面有多少美化的成分，但我会毫不怀疑地感谢他创造的游戏王国——正是那些租来的游戏机屏幕里翻滚、跳跃、放出光波的小人，让我在每一天的夕阳里都看到了斑斓的颜色。
2019年的秋天，那个曾经“名震八方”的猴子老板静静地坐在他不再光彩夺目的小店里。天色晚了，故事也讲到了尾声。我想，是道别的时候了。
离开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学校的大门。这些熟悉的建筑和树木都变得比记忆里低矮了许多，那个坐在小小的课桌椅里的小小的我，那个捧着GBA蹲在门口玩《星之卡比》的我，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一个长大的麻瓜回了一趟小人国，缩小隧道又黑又长，好不容易到了出口，却发现那里早已化为一片废墟。寂静之中，只有猴子老板还坐在老地方，唱着辉煌而壮丽的旧歌谣。
我记得那个曲调。我也开始轻轻地哼唱那首熟悉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