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仍然在制作游戏的人，和仅开了个头的2020年。
几周以来，我和同事们记录下了一些与疫情相关的玩家故事。他们是在武汉的普通人、老游戏编辑，他们是在其他城市的剧场演员、与父母和解的孩子、等待开业的网吧老板……非常时期，这些或平淡或跌宕的故事组成了复杂的生活。
另一些人的生活也在继续。这一次，我们把目光放在了游戏从业者们身上。
2月初，游戏公司开始陆续复工。
杨明为了做一个PPT熬了个通宵。家里网速不稳，数据跑得很慢，连接公司内网的VPN也没有Mac版，这些都影响着她的工作效率。一夜过去，她揉揉眼睛，按着酸痛的肩膀，倒在床上叹了口气。这就是远程办公啊。
杨明在2月3日准时“在线复工”。在这之前，她已经一个多月没上街了。春节前，她订了1月22日的高铁票回湖北老家，临走前一天，领导找她吃了个饭，劝她，湖北那边疫情很严重，回去可能有危险。她思考再三，退掉高铁票，留在了广州。
这样真的值得吗？开始远程办公之后，杨明一直有些后悔。
在游戏大厂做运营，她的工作总是异常忙碌，春节不回家可能意味着一整年都没法和家人见面。“我有点儿羡慕那些回了家的人。”她说，“虽然立场不太对，但他们也算是因祸得福吧，可以和家人多待一会。”
即使远程办公，工作量也没什么变化，就算有项目推迟了，领导也有安排，规划一篇接着一篇地往后写，“反正总能让你的工作量饱和”。
与杨明相似，莉莉丝市场部的高洋也是流落在外的湖北人。他在老家封城前一天取消了机票，留在上海。尽管上海的情况比湖北好，但他的湖北籍身份证无论如何都进不了办公园区。远程办公几乎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但高洋还有些盼头。春节前，莉莉丝内部发下通知，如果有员工家在湖北或回家途径湖北、但春节选择不回家的，等疫情结束后会补偿5天带薪探亲年假。到那时，人们可以回家看看家人。
离广州不远的深圳，另一家大厂的策划王宇比杨明还早一天复工。尽管公司把假期从2月2日延长到了2月9日，但项目照旧，“老板还是会找你要进度”。王宇把笔记本电脑搬到了床边的飘窗上，找个舒服的地方干活，累了就往床上一躺。
在重庆，居家隔离仍在继续，各小区开始严格执行出入措施，每一户每两天可以有一个人出门。2月10日，帕斯亚科技开始远程办公，上下班不设打卡，每人每天晚上11点前需要提交日报。为了确认进度，副总邓永进每天“下班”的时间远远晚于11点。
2月10日，张雯雯在杭州家里开始了远程办公。她在一家游戏大厂杭州分部的市场部任职，公司规定每个部门复工人数不能超过10%，实在需要复工的，必须打报告提申请。
一天之后，杭州全面启用“健康码”系统。这个由钉钉和支付宝共同开发的系统迅速成为杭州人的出入通行证。为了在“抗疫”期间做到部分复工，只有获得绿色码的人才能在城市里自由活动。张雯雯所在的小区，住户出入除了要量体温，也必须出示健康码。
“我们这个工作原本就是线上的活儿多。”张雯雯说。她手头有几个新游戏的宣传，原本就没有计划做线下活动，所以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但有些时候，远程办公仍不能让人完全适应。出于工作需要，她平时下班后也经常保持在线；疫情期间，休息时间还在发工作信息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现在人人在家，除了饭点儿之外，领导会觉得你应该一直在网上。”
在公司上班时，很多人反感“996”，直到开始在家办公，一部分人意识到，“996”至少还有界限，帮你明确区分工作和休息。一旦足不出户，最后的界限也消失了。
作为策划，王宇在远程办公过程中没受到过硬件限制，“有个Word就能干活”。但和同事的交流明显少了，闭门造车，工作质量也有所降低。
坐办公室时，他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然后回家洗漱睡觉。现在白天总忍不住偷懒，积下的工作就要靠晚上熬夜，凌晨两三点结束工作，再玩玩手机，四五点睡觉成了家常便饭。“白天不干活，晚上不睡觉。”王宇总结。在家办公打破了他一直以来“在家Soho”的梦想。
杨明以前从来不加领导和同事的微信，现在除了微信，泡泡、易信等聊天软件也进入了她的手机和电脑。她给自己订了一条规矩：不能比平时工作得更晚。以前，她平均9点多钟下班，远程办公后，如果很晚还有人发消息谈工作，即使她看到信息，也不会回复。
“即使你工作到很晚，肯定也不会算加班的。”高洋说，“大家都在家里，没法具体衡量。”目前，只有周六、周日工作可以提加班申请。
IT部门成了莉莉丝最忙的一批人。为了确保远程办公顺利，他们在上海安排了“送机上门”——哪个同事家里设备不合适，IT部门就派人把公司的电脑直接送去。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帮一些同事联上公司内网，解决软硬件问题，工作量直线上升。
帕斯亚从2017年开始试用VPN加Redmine模式，把一部分工作放到了线上，如今把这套系统从内网搬到外网，也不算难事。受影响最大的仍是工作效率。
“游戏研发需要激情。”邓永进强调。帕斯亚现在有5个团队，超过150人，但他们没给任何一个团队规定过KPI。“就像策划对程序说，想在游戏里做一道门。假如是一个为KPI工作的程序，他做完了就完了。只有好的程序才会思考，这个门要怎么开、速度会不会变，撞到会不会反弹、怎么反弹，如果有灯光，光怎么打、照到人会有什么反应……这些东西用KPI是要求不出来的。但最终游戏呈现出的细节，就取决于它们。”
不求KPI的工作方式让效率变得更不可控。邓永进说，他还不知道开工之后要怎么补上进度，“很多东西不是单纯增加时间就能做好的”。
与此同时，工资要照发，办公楼租金也要照付。邓永进他们试着申请减免租金，但始终没有收到减免通知。
“重庆市目前的政策是，国有资产的办公楼能减免，但我们这个楼不是。”同样是经营者，邓永进理解私人房东们的资金压力。
2月以来，铃空游戏CEO罗翔宇一直在接受采访。包括新华网、《长江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纷纷开始关注这家位于武汉的游戏公司。
“武汉当地领导还是很关心游戏的。”罗翔宇告诉我。但政府领导关心或主流媒体来采访，问得最详细的问题大多是收入有没有受影响，损失有多少，远程办公是否现实，效率如何，对游戏本身没有太多关注。“他们应该是了解到有一部分在线游戏吃到了疫情红利，所以开始关注疫情对这个行业有哪些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罗翔宇还没有看到具体报导发表出来，但他认为，这是领导、主流媒体关注游戏行业的原因之一。
罗翔宇家住在武汉青山区，离高铁站、欢乐谷都不远。他的小区已经有数百人感染，同一栋楼里就有两户人家确诊，这让他愈发关注疫情发展变化。“我要负责信息过滤，”罗翔宇说，“关于疫情的负面消息太多了，家里人看到之后，心情都不太好，我心理素质好一点，就多看点，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再提醒他们。”
武汉疫情快速发展之前，罗翔宇就隐约听到了一些消息，为此他给员工们提前放了假。铃空的员工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武汉人和湖北人，还有不少外省员工在武汉安了家，他们把父母接来过年，结果一起困在了武汉。“这种事情谁也想不到。”罗翔宇说。
与许多游戏公司不同，铃空的远程办公并不顺利。很多员工家里甚至没有台式电脑，即使有，配置也不好，很难胜任工作。目前，只有一部分设计人员在远程办公，其他职位，美术、程序、运营等还在延长放假。为了赶进度，罗翔宇把一部分工作外包了出去。尽管成本增加了不少，但他还是感到“其实挺幸运”，由于主力项目前期设计基本完工，现在已经到了资源量产期，美术靠外包还能继续推进度。假如在开发早期遇到这种情况，那么整个项目会受到严重影响。
作为CEO，罗翔宇必须恢复工作，每天的时间表都被排满。做完的任务汇报上来，他要了解，再安排下新任务，平日里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零碎细节如今要花上几倍时间才能完成，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有一次，他半夜12点还在和游戏导演聊预告片分镜，一聊就聊到了凌晨。
“在家待着反而满脑子都是工作。”罗翔宇苦笑。假期很长，他原本想把以前攒下没时间玩的游戏玩一玩，但回头算下来，一个都没通关。“才玩一会儿就要放下手柄，去处理工作上的事儿，等到干完活，主机和电视早就待机了，也没心情玩了。”
他是这样，其他员工也是这样。很多人是铁杆主机玩家，一开始没想到疫情如此严重，去父母家过年时除了手机什么也没带。一个同事在工作群里抱怨，他把流行的手游都下载来玩了玩，结果“快要吐了”。
放假在家的日子，除了工作之外，罗翔宇也没有闲着。疫情严重时，他在网上看到武汉本地医院的求助信息，就开车把收集到的物资直接拉去医院，其中有他们自己弄到的，也有海外合作伙伴委托的。后来，管控越来越严，汽车上不了路，他们又转到线上，办Game Jam，做直播，玩家打赏的钱就直接转给医院。
湖北省的复工日期暂时延长到了3月10日。但罗翔宇决定，至少比政府建议的时间再延后半个月。这段时间里，员工工资、办公室租金都要照付。铃空的办公室选在武汉光谷，靠着前一个游戏《临终：重生试炼》的收入，罗翔宇觉得“还过得去”，据他了解，高新区或许还会进一步减免租金，这会让他们的压力再减少一些。
“处在这个环境里，个人的感觉是很无助的。”罗翔宇一直觉得，到了疫情结束之后，经济可能恢复得很快，但人们的心理就未必有那么快。有一次，他和同事在群里聊天，自然而然地谈到了疫情。一个人打趣说，没想到有生之年还可以扮演“生化危机”里的NPC。隔离期间，这种苦中作乐的发言他经常能听见。
实际上，情绪有时蔓延得很快。仅在铃空的员工里，罗翔宇就听说有人的家人、亲戚、朋友确诊甚至不幸去世的。还有些人，听到家人咳嗽就会紧张起来。“这种情绪，其他城市的人很难感同身受。”罗翔宇又举了个例子：“你从家里窗户往外看，时不时就有救护车进小区把病人抬走，这时候你内心的感觉，没亲眼看过的人肯定体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遭遇不幸，你也很难去安慰，只能指望哪天疫情真正好转。”
春节之前，罗翔宇买了不少末日、灾难题材的蓝光碟，打算在假期里补一补，顺便为下一部末世主题的新游戏做准备。如今，这些碟片几乎都在角落里吃灰。每当他想打开看，妻子都会一脸厌恶地关掉。“太容易触景生情了。”她说。
电影不能看，罗翔宇就带着5岁的儿子玩Switch，父子俩一起通关了《路易吉洋馆3》。儿子玩得很开心，罗翔宇也若有所思。“任天堂的新手教程真是太强了，《路易吉洋馆3》这个游戏，Switch上所有的按键都要用到，按理说是很复杂，却能让一个5岁小孩轻松掌握。”他暗下决心，新游戏一定要做好新手引导。
在新冠肺炎的阴影下，人们躲在口罩背后，小心翼翼地谈论着实体经济可能受到的影响。与之相比，网络消费、“宅经济”被当成了逆风崛起的典型。1月底，一些“大厂头部游戏流水创新高”的新闻成为热门。
但在流量激增、人气火热的同时，游戏行业，或者说，大部分仍在游戏行业中的人，他们的态度都异常谨慎。一方面，游戏公司也像全国大部分人一样，关注着疫情发展和被疫情影响的人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尽可能地保护自己。
“这是个明确的高压线，绝对不能说。”在大厂工作的王宇从一个侧面验证了那些流水、DAU数据的真实。与往年春节假期相比，游戏——尤其是头部游戏——各项数据上涨时间更久，涨幅更大，一些游戏甚至“现在都还在涨”，这些都不是仅靠春节就能做到的。
往年，杨明负责的几个项目春节都算淡季。“大家都出去聚会了，留给游戏的时间就少了。”但在今年，杨明发现许多端游的涨幅比手游还猛，她猜想，这是因为人们都在家里，打开电脑玩端游的比例也会增加。
张雯雯的岗位接触不到具体数据，但她也玩《王者荣耀》《和平精英》和在线棋牌。春节期间，这些游戏明显更卡了，排队时间越来越长，“‘吃鸡’服务器崩了”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棋牌类游戏平台也难逃人满为患的“惨况”。有那么几天，她想在晚饭后和亲戚打打在线麻将，却发现根本登录不上，只能改在白天玩。
她听公司策划说，从春节假期到疫情期间，公司几个游戏只多做了几张宣传海报，给角色戴上口罩，宣传防控知识，提醒玩家注意安全，等等，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活动。“我们会很低调，不想被宣传。”张雯雯说。
莉莉丝同样希望低调。他们没有做疫情相关的活动。2月，莉莉丝通过湖北省慈善总会向疫区捐款1000万元，还在《剑与远征》官网上加了“共抗疫情，国泰民安”字样。但也仅此而已。
与吃足红利的手游相比，单机游戏的数据相对平稳。2月份，《波西亚时光》的WeGame销量相比1月份上升了一倍，Steam端也略有提升，但这种提升并没给帕斯亚带来额外收入——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宣布，将会把2月份Steam和WeGame平台的全部收入捐给湖北疫区。“大概有40多万吧。”邓永进说，“每多一份收入，就相当于可以多捐一些钱。”
“发国难财”仿佛悬在游戏行业头上的一把剑。每个人都担心此时的利好新闻会被过度解读，尽管他们也不能明确指出“过度解读”的人在哪里。偶尔他们也会意识到，不是所有行业都需要如此小心翼翼，但他们的态度仍然不变：至少在游戏这一行，小心谨慎永远是必要的。
“项目上的事，多多少少会有些推迟。”王宇说。尽管是大厂，但他一直在一个老项目组里，和那些烈火烹油般的头部游戏一直保持着距离。放假前，他正在为海外版做更新，整个团队大概要同时推进10个小项目，其中推迟的有两三个。王宇觉得，这种影响不算很大，或者说现在还看不出来，要等到真正上班之后才知道。
在大厂里，推迟的主要是开发量大的项目，还有所谓“预研项目”，已经上线、准备上线和过了密集开发期的游戏，大多还在按部就班地运行。杨明说，她负责运营的几个游戏，春节期间原本就没有安排大型重要活动，当时考虑的是一旦出了大Bug没人修，现在看来，这也成了一种优势。
高洋和他的同事们在春节前做完了《剑与远征》公测宣发活动。由于广告投放力度大，有玩家向他抱怨，怎么哪儿哪儿都能看到你们的广告？
原定的市场计划没有推迟。3月到4月，高洋他们要开始筹备下一轮推广，受疫情影响最明显的反而是主播接单和推广内容——那些“恰饭”的主播们假如出不了门，拍不了Vlog，要用什么来替代？
比起大厂手游的按部就班，主机、单机游戏的危机感更强。
帕斯亚科技预计在2020年5月、8月发布两个新游戏。现在看来，5月的估计要延期，8月的也称不上乐观。游戏一旦延期，最坏的状况是有可能拖到明年。这里面有时间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单机游戏本身的生存状态并不算好。
“国产单机游戏每年的窗口期太短了。”邓永进感慨。一年看似很长，但留给新游戏上市的时间往往只有两三个月。5月和8月是邓永进团队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假如我们5月上一个新游戏，6月初有E3，6月中下旬是夏促，夏促结束差不多是7月中，我们再在8月初上一个新游戏，这个节奏是比较好的。”邓永进说，如果第一个游戏5月发不了，就只能延到8月，到时候宣传资源会分散，但也不能再拖下去。“每年10月到12月不是大作首发就是冬促，国产单机游戏能获得多少关注呢？”
罗翔宇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铃空目前研发的2个项目，都是PS4和下一世代主机上的游戏。其中一个已经开发了4年多，成本几千万，原计划今年上半年开始宣传，年内发售。但在疫情之下，他们原定参加3月的PAX、GDC，现在都去不了了。3月12日，E3主办方ESA宣布展会取消。
“不仅是我们，”罗翔宇说，“新闻里不是说很多大厂也不去了吗？那里面有不少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上不了展前发布会，罗翔宇还在联系其他平台和发行商，尝试参加线上直面会。改变渠道也好，寻找其他途径也好，游戏总要继续下去。
4个月前，罗翔宇提交了《临终：重生试炼》手游版的审批材料，正在等待版号。实际上，游戏已经发售两年半多，在其他平台上卖得还不错，打折季一个月能卖出几千份。有玩家找到他吐槽，怎么每次打折都能看见你们那个鱼头（《临终：重生试炼》的宣传Logo）？这让他觉得，现在也还行，版号什么时候过，就先等着吧。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等。帕斯亚的两个新游戏除了Steam之外，还要上WeGame平台，必须获得版号。但受疫情影响，能申请版号的代理、出版社也推迟复工。不送审，审批也就无从谈起。邓永进乐观估计，即使现在送审，至少也要4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批下来。
2月25日，苹果公司向中国大陆游戏开发者发布公告，要求他们在6月30日前提交“计划在中国大陆发布的任何付费游戏或可提供App内购买项目的游戏的批准文号”。经验老到的张雯雯只看了一眼就明白，渠道应该是收到了什么新消息。
张雯雯仍在每天关注疫情，她对疫情的关注大多与工作挂钩：“两会”有没有延期？疫情过后，有关部门对游戏有没有新政策？“这次疫情里，受影响的绝不只是游戏行业。”她笃定地说。
2月里，一些“鼓励网络文化消费”的新闻被视为面向游戏行业的利好消息。2月19日，北京市相关部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网络游戏、网络教育、数字音乐等新的文化技术融合形式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成为文化消费的新热点。”此后，北京市将采取多项措施，支持电子竞技发展。
面对利好消息，游戏人的反应仍然小心翼翼。他们重复得最多的一个词，是“谨慎”。“我们看到一条信息，最先想到的其实是负面的部分，是那些潜在的东西。”张雯雯解释道，“比如鼓励网络文化消费，那么未成年人消费怎么办？这可是国家去年很重视的。”
邓永进还没想得这么具体，但他也有种直觉，有关部门下达一条精神，转变成政策之后，到底是否真的能从中获益，一开始很难去预判。
罗翔宇对“利好消息”的反应也不太乐观。他预测，即使疫情结束，国家也不会因为游戏吃到了红利就放宽政策。
“中国手游增长那么快，市场规模那么大，但这几年版号说限就限，说明也不是很看重这方面经济上的影响吧。”
罗翔宇和张雯雯都很关注去年年底游戏产业年会上，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音数协）提出的一些新动向。当时会议上，“游戏适龄”是一个重点，国内两家游戏大厂都拿出了供人研讨的方案。
张雯雯觉得，今年的重心应该还是游戏适龄，“总不可能去年年底刚提，今年就没下文了吧”。在她看来，即使目前公开的信息不多，但等到疫情结束，最先被提上日程的很可能仍然是未成年人保护、实名认证等内容，而苹果的“6月30日期限”或许也是链条上的一部分。
去年9月，帕斯亚科技在重庆市中心租了一整层办公楼，和原来相比，新办公室面积扩大了几倍，租金也从每平方米20元涨到了100元。邓永进解释，这是让老员工上下班更方便，对公司也有不少帮助。“以前我们在老办公楼，有人来面试，刚到楼下就扭头走了。我等了半天，打电话过去问，人家说，对不起，不来了。”
新办公室、新项目，还有越来越多的人，给帕斯亚带来了不少资金压力。同样是去年，他们接受了腾讯的投资。回想起来，邓永进有些庆幸。有了这笔钱，加上《波西亚时光》的盈利，支撑目前的项目不是问题。
“单机游戏的盈利能力比网游差很多。”邓永进说。如果今年两个新游戏能顺利上线，应该还能赚出一两年的工资。假如上不了，情况就会有些吃紧。而一系列受疫情影响的延迟并不仅限于单机游戏，邓永进担心，今年所有游戏的宣发周期都要缩短，原本可能有12个月，现在要减到10个月、9个月，各种游戏挤在一起，竞争肯定更激烈。一些小公司可能坚持不下来。
对于莉莉丝来说，抗风险不是问题。高洋认为，大厂和中型公司在经济上受的影响不会太大，小型工作室就不太好说。但另一方面，游戏和其他行业也并非毫无关联，已经有人开始调研，疫情会如何影响经济，这种影响又会如何辐射到玩家。
习惯了大厂生活，远程办公让人们感受到了家庭的重要。“人生不易，又一个人离家在外，就特别想组建自己的家庭，”王宇说，“我想要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张雯雯本来计划好了要去旅游，随着疫情扩散，她放弃了旅游的想法，发自内心地想要回家多陪陪父母。
罗翔宇仍然觉得“要多看看好的方面”。时间一天天过去，不同的人和事在他身边流淌而过，他站在漩涡中心，开始用不同的角度审视游戏与生活的关系。
“我们体验到了许多人体验不到的东西，这种独特的经历，希望它能对未来的创作有帮助吧。”罗翔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