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外地人又“逃”到这里，我难免会感到一种错乱。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本新出版的非虚构书《逃走的人》。在这本书里，作者写了一些去黑龙江鹤岗、河南鹤壁这样以低房价闻名的城市隐居躺平的年轻人，自己也在这些城市生活了一段时间，由此和他们的生活发生了一些交互。
买书之前，我看过一些试阅——近几年里，我已经在媒体报道中读过很多类似的故事了，不过不妨碍我依然会在看到与此相关的文章时停下来，所以我还是买了一本。但从个人感受来说，我不是非常喜欢这本书。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我到现在还心存类似的幻想：搬到这些地方，只支付低廉的房租和生活成本，每天无所事事。
其二则相对私人一些。很小的时候，我在东北住过一段时间，先在农村，后来在一个小城市，再后来彻底搬走。我住的城市叫阜新，一座煤炭资源枯竭的城市，早在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之前，我就和朋友们用夸张的语气描述过那里的房价——我家当时住的是一间大约46平米的房子，全装修、外包保暖泡沫板，最后被母亲以4万元的价格艰难地卖掉了，那时疫情还没开始。
在鹤岗逐渐被写滥之后，现在我越来越频繁地看到“阜新”这个词出现在各种报道中。有人称呼它是比鹤岗更好的地方，交通便利、地理条件适中，兼顾了距离和价格；也有人说，如果一个女人想要重建自我，她也可以去阜新。
看到自己曾经居住过、现在却已经完全陌生的城市以“躺平圣地”的姿态出现在一些文章中，我不太确定自己的心态，有一种视角在长大以后被拉远，又被另一副不合度数的镜框拉近的感觉。这种感觉并非让人厌烦，只是有些怪异。
在《逃走的人》出版后的一则对谈里，作者描述了她观察到的一个现象：这些逃离到低房价城市的人们几乎全都打游戏，甚至赚钱、生活、消费、娱乐都能在游戏中进行。这一点让她十分惊讶。同时，她和几位嘉宾还谈到了一些对游戏或者虚拟世界投入太多情感的困惑。
我觉得那些人和我也许有一些相似之处：在很多叙述中，距离的远近是十分重要的，回看的时间、和当事人的距离，都是如此。比如，十几年过去，我对阜新的记忆只剩下一些非常模糊的名词了：红玛瑙广场、露天海州矿、海州发电厂，还有被铁栏杆拦住、呜呜作响的火车。我对那里并非没有感情，但是在那时，我更经常听到的故事是：不要留在阜新，这里的一切都和那座空荡荡的煤矿一样，被外地人掏空了。而现在，看到外地人又“逃”到这里，我难免会感到一种错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