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谨以此专题献给那些被时代潮流抛在身后，仍努力创造着自己的幸福的人们。
首发自作者网易博客《见证》栏目。
总有一些人，被所谓的时代潮流远远地抛在身后。他们游离于厂商、媒体、公众的视线之外。我们追逐的品牌，于他们毫无意义。我们关注的配置，对他们并无差别。我们讨论的热门应用、热门游戏，他们无法运行。我们认为多余累赘的功能，对他们却可能意义重大。
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本源。谨以此专题献给那些被时代潮流抛在身后，仍努力创造着自己的幸福的人们。
老杨每月一百多的话费，主要花在长途电话上：每天给儿子打电话，两三天往老家打一次电话。
老杨停下手中的活儿，摘下耳边夹着的铅笔，在一张小纸条上记下我的电话号码，然后在号码后面作了个记号。
老杨今年50岁，来自江苏北部的农村，是一位木匠。因从小辍学务农，他不会写字，识字也不多，只能以作记号的方式将电话号码与联系人一一对应起来。
他的手机通讯录里，存了很多号码，却没有对应的人名。常用的号码，他一望便知是谁。而大多数号码已经脱离了它们所对应的人和事，成为一串串无意义的数字。
1991年，华东地区发大水，老杨家的农田被淹。他背井离乡，来到这座江南小城，做起了木匠。
那时候，城市的居民住房多是单位集资修建的公房，木工活儿不多。老杨每天骑着自行车，带着刨子、锯、凿子，穿过一片片稻田，下乡给人干活，打家具、钉门窗，每天八块钱工钱。
2000年，房地产升温，装修市场也跟着热了起来。需要联系的人越来越多，老杨买了他的第一部手机，1500多块钱，相当于他一个月的收入。这部国产翻盖手机用了五年，翻盖排线断了之后，老杨换了一部直板手机，400多块，又用了五六年。
现在的这部国产手机是老杨两年前在超市买的，800多块钱。他最满意的是待机时间长，一周只要充一次电，而且皮实，摔了很多次都没坏。缺点是有些按键已经不大灵光，屏幕偏暗，字体较小，看起来有点吃力。
“都很经用。”老杨如此评价这三部手机。对他来说，手机的功能很简单，就是用来打电话。忙的时候，他每天差不多要接二三十个电话，有装修公司的，有木材商的，有业主的。
不过，老杨每月一百多的话费，主要还是花在了长途电话上。他每天给在另一座城市工作的儿子打电话，两三天往老家打一次电话，一聊就是半个小时。
“家里亲戚多，老人都在，兄弟姐妹也多。还有十几亩地，什么时候打药水，什么时候除草。好多事情，都得问问。”老杨乐呵呵地说。
“做了这么多年还在做木匠，就是因为没文化。”老杨希望儿子好好读书，找份好工作。
老杨夫妻俩住在一间30多平米的瓦房里，每月租金300元。屋子的一角摆着一张小板凳，是老杨用给别人打柜子剩下的边角料做的。
这些年，房地产市场疯狂发展，装修市场水涨船高，老杨的收入渐渐有了起色。2009年以前，他一年攒不到一万块；2009年以后，夫妻俩省吃俭用一年能攒四五万。
如今，老杨手头的活儿多得做不完。早上七点多，他和妻子一起去工地，中午用电磁炉下点面条吃，晚上九点多干完活回到住处，吃好晚饭收拾完已经十一点。日复一日，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没有“碎片时间”。
老杨的妻子是四年前从老家过来帮忙的，之前的十多年，老杨独自在外打拼，妻子留在家里照看儿子，为的是让他能够安心学习。
老杨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从小成绩优秀，家里的墙上挂满奖状。老杨对他的要求很简单：好好读书，长大后找份好工作。“我做了这么多年还在做木匠，就是因为没文化，写不起来。”老杨说。
2009年，儿子考上大学，老杨的妻子把农田托付给亲戚，离开老家，来到丈夫身边，给他打下手。每年暑假，儿子也会来到这座城市，和老杨夫妻俩一起去工地上干活。
去年大学毕业后，儿子在邻近的城市找了份不错的工作，月薪五千多，已经和老杨的收入不相上下。为了省钱，他住在一个住宅小区的自行车棚里，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没有窗户，只放得下一张床，夏天一到，蚊虫很多。
于是，老杨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付了首付，贷款给儿子买了套新房。新房的家具是老杨亲手打的，地板也是他亲自铺的。为了给儿子装修新房，老杨骑着电瓶车在两座城市之间来回奔波，路上要花四个小时。
等儿子结婚，老杨就算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他准备再干个四五年，然后离开这座打拼了二十多年的城市，回家种田。
前不久，老杨的手机被打翻的咸菜汁浸湿，听不清声音。他拿去修了修，花30块钱换了个送话器。
“能用就凑合着用，省点钱给小家伙。”老杨笑着说。
手机里没有任何照片或视频，开机画面、壁纸之类的个性化设置也保持着出厂时的模样。
上海地铁一号线人民广场站，每隔两三分钟，地铁轰然而至。车门打开，人群如潮水般涨起又退去。杨蕾安静地坐在站台中央的长椅上，她身旁的小伙子正在低头玩着手机游戏。
杨蕾戴着耳机，但并没有看向手机屏幕。对她来说，耳机并非可选项，而是必备件。用耳听、用手摸，这是她感知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
杨蕾今年32岁，是一位视障者，全盲，仅有微弱的光感。
2003年，杨蕾入读上海师范大学，买了她的第一部手机。那时候，市面上还没有能够将文字转为语音的读屏软件，对视障者来说，手机只是一部可以随身携带的电话。杨蕾必须把所有电话号码记在脑中，写短信时，因为无法确认拼出的是哪个汉字，她只能用一串串拼音字母代替。
大学毕业后，杨蕾买了一部双键盘手机，既有普通的九宫格键盘，也有QWERTY全键盘。这时，读屏软件已经出现，为了方便在手机上输入汉字，杨蕾花三百多元买了一套。
这部双键盘手机用了五年，2012年，换成了现在这部金属外壳的按键手机。
这是一款已经停产的机型，商家当初宣传的屏幕和摄像头等功能，对杨蕾来说毫无用处。她之所以对这款手机情有独钟，一是因为它的全键盘设计，按键表面微微凸起，很方便用手指触摸区分；二是因为扬声器位于机身顶端而非背面，读屏软件发出的声音能够听得更清楚。
选择这款机型的另一原因是它的金属外壳，虽然看不见它的外观，但杨蕾喜欢那种冰凉光滑的触感。
这部手机用了两年，没有储存任何照片或视频，开机画面、壁纸之类的个性化设置也保持着出厂时的模样，杨蕾只是把手机的铃声设成了自己喜欢的一首韩国歌曲——《Sweet Dream》。
“我不会把记忆存在手机或电脑里，我会把它们记在心里。”她笑着说。
杨蕾始终不习惯触屏的操作方式，“没有手感，摸不到键盘，也没有九宫格，打字很慢”。
“就算不打电话，带上手机，心里也会觉得踏实。没带手机的话，感觉好像和这个世界失去了联系。”杨蕾说。等车时，她戴上耳机，一边捕捉读屏软件的声音，一边打字，在QQ上与朋友聊天。
手机打字，她习惯双手操作：左手握住机身，拇指放在中间的导航键上，以此为位置参照，右手食指来回按键。QWERTY键盘的三十多个键位，她早已熟记于心。
这天上午，杨蕾约了朋友一起看电影。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四，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放映“无障碍电影”，播放过程中，解说员会对片中的人物、动作、画面作现场讲解。只要有空，杨蕾就会去看。
平时在家，她也会上视频网站看看电视剧，尤其喜欢香港的警匪剧。电视剧，她能够轻而易举地分辨出不同角色的声音，而电影的画面表现多，人物对白少，仅靠听力很难理解。
杨蕾已经结婚五年，丈夫是一位低视力者。他们与杨蕾的父母住在一起，还有年逾八旬的外婆。“爸妈很辛苦，又要照顾老的，又要照顾小的。”杨蕾说。只要在家，她会尽己所能帮父母分担些家务。
杨蕾身边的很多视障朋友把按键手机换成了触屏手机，用微信语音聊天。但她还是喜欢用键盘打字，尽管她的打字速度并不快。她觉得，对着手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很怪。
这也是她仍然偏爱按键手机的原因之一。这部手机被她不小心摔过几次，后盖已经翘起。朋友说屏幕上有一道划痕，但她摸不出来。手机的电池已经老化，聊两三个小时QQ就没电了，所以她总是随身带一块备用电池。
她也考虑过是否换一款触屏手机，比如iPhone。iPhone的优点是内置语音朗读功能，无需再花三四百块钱购买读屏软件。但她始终不习惯触屏的操作方式，“没有手感，摸不到键盘，也没有九宫格，打字很慢”。
最重要的还是价格。一部iPhone的价格，相当于她和丈夫两个人月收入的总和。
“我这人其实蛮疙瘩的，要求蛮多的。要用得顺手，摸着舒服，价位还要适中。”杨蕾笑着说，“屏幕大小倒无所谓，反正我也用不着。”
对谭强来说，手机的功能非常单一，“除了通话，就是充电”，而通话的机会其实也很少。
“不要打电话找我，发Email快得多。”谭强（化名）说。有时候，他忘了把手机丢在了哪儿，别人发给他的留言两三天后才会被发现，而发给他的Email，通常两三分钟后就会收到回复。
谭强今年39岁，十年前留学美国，博士毕业后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从事科研工作，每天往返于实验室、家和孩子的学校之间，行动路线一成不变，作息时间基本固定，交际圈子来来回回也就那几个人。
他的这部直板按键手机是五六年前买的，25美元，很便宜，这是谭强选择它的主要原因。虽然身边的同事人手一部触屏手机，但他觉得自己没必要换，因为本来就很少用。
对他来说，手机的功能非常单一，“除了通话，就是充电”。通话的机会其实也很少，两三天打一次电话，主要是和妻子协调下午谁去接孩子。手机通讯录上的联系人，除了妻子，就是孩子的老师、孩子的医生。
如果说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那就是这部手机没法上网。平时，谭强的包里总是揣着三台设备，除了手机，还有iPod Touch、MiFi。后两者搭配使用，移动上网，网速只有区区一百多K每秒，不过出门在外查查地图什么的也够用了。
“不是一般的麻烦，可也不是一般的便宜。每个月电话五六块，上网一两块，如果用智能手机的话，得好几十块钱。”谭强说。他愿意花上千元送孩子去骑马夏令营，花四五百元买零件自制四轴飞行器，花几十元和孩子一起用3D打印完成学校手工，但没必要花的钱，一分也不会浪费。
一个小小的麻烦是互联网搜索。国内无法登录谷歌，他打算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做个VPN。
十多年前，谭强买了他的第一部手机，一款蓝牙翻盖手机。那时候，蓝牙还是新鲜玩意儿。他兴冲冲地将手机与Palm PDA用蓝牙互连，然后用手写笔给朋友写去一条条很长的短信。“现在我完全能理解那些收到短信的人的苦恼了：‘日，好长的短信，让我拿这小手机怎么回？’”
那时，谭强还在国内读书，住在一间狭小老旧的宿舍里，生活清贫，但对各种高科技玩意儿兴趣浓厚。
2003年的一天，他在网上看了微软发布的一段多点触控技术的演示视频，演示者用手指在屏幕上点击、滑动，完成照片的缩放、移动、旋转等操作。他惊叹不 已，兴奋地在朋友中间四处转发这段视频。他相信，这种看来有些科幻的人机交互方式，肯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2004年，出国留学前，谭强在机场用他的蓝牙手机发了最后几条短信，然后永久关机，再没打开过。
转眼十年过去了。今年年初，谭强准备回国工作，带着妻子和孩子。
回国工作，一个小小的麻烦是互联网搜索。谭强不太喜欢谷歌这家公司，很少使用其产品，很多网络服务，他都是用Amazon云上自己的服务器实现的。但搞科研需要查阅大量资料，终究离不开谷歌的搜索引擎。由于国内无法登录谷歌，他打算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做个VPN。
回国后，谭强准备换一部智能手机，因为“拿三个设备上网实在太麻烦”，而且国内很多学校的老师都是用微信与家长联系，原先那部手机难以为继。
他决定买一款国产的手机，理由很朴素：在国外，同事时不时会拿中国的“山寨货”和他开开玩笑，这让他觉得，有必要支持一下那些“认真做事的民族企业”。
晶晶的手机壁纸是一张粉红色的卡通图片，写着一行字：“好好爱自己，莫让烦恼靠近你”。
“不划算，每个月要120多块钱。”晶晶的母亲说。她的手机、晶晶的手机和家里的固定电话是捆绑在一起缴费的，每月最低消费50元，但每次总会超出一倍多。
晶晶的母亲用的是一部普通的按键手机，办理电信业务时送的，除了打电话、发短信，没什么其它功能。这部手机已经用了六七年，没打算换，一是因为平时不常用，二是因为晶晶的老师发送家庭作业和学校通知，都是发到这部与号码捆绑的手机上。
晶晶今年小学六年级，学校允许高年级学生携带手机，但要求在校内必须保持关机。晶晶用的是几年前电信搞促销活动时送的一部白色按键手机，后盖已经摔裂，用透明胶带粘了起来。她还在手机背面贴了一排排钻石形状的装饰物，有些已经剥落，被她用胶带重新粘了回去。
打开手机，壁纸是一张粉红色的卡通图片，上面写着一行字：“好好爱自己，莫让烦恼靠近你。”
晶晶使用手机的频率比母亲高得多，每天放学后，她至少要打三四个电话，打给同学，问问作业，聊聊学校的事儿，约着一起出去玩。晶晶说，她的很多同学用的都是触屏手机，“有些是iPhone，有些屏幕特别大，能听歌，还能玩游戏。我这个手机太无聊了，只能上上网。”
家里没有电脑，她只能通过这个小小的屏幕上网，查资料、聊QQ、看小说，每月的上网费大约二十多元。这部手机没有SD卡，不能保存文件，所以也没法下载她喜欢的“EXO”乐队的歌，或是“秋夜雨寒”的小说。
晶晶的父母准备等女儿上初中后，给她买一台电脑，方便她上网，然后再给她换一部触屏手机。夫妻俩是这座城市的外来客，在工厂打工，经济并不宽裕，家庭月收入五六千元。
平时，母亲对晶晶管得比较严，两人经常因此拌嘴。正值青春期的晶晶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她觉得，很多事情没必要告诉大人。
吃完晚饭，晶晶回到自己的房间，把房门反锁了起来。母亲笑笑说，她经常这样，也不知道是在里面学习，还是在玩手机。
老张每个月都会给儿子打几次电话，问问他的学习情况，虽然儿子说的很多事，他并不理解。
老张从手机里拉出一根长长的天线，调了半天，手机上的电视画面依旧模糊，没有声音。老张说，可能是信号不好。
今年春节，老张花两三百块钱买了这部不知名的手机，换掉了服役七年的另一部杂牌手机。新手机虽然有触屏，但效果很差，除了滑动解锁外，老张还是习惯按键操作。
老张今年52岁，来自江苏北部的农村，在这座城市打拼七年，干的都是些体力活。如今的这份工作是生产路牙石，水泥拌料、模具浇灌、搬运堆放，全靠人力。他每天要生产一百多块路牙石，二十多吨，月薪不足两千。
老张对这部新手机很当心，把它装在手机套里，外面用一根橡皮筋扎了起来，干活时把它放在宿舍里。
手机的壁纸是老张九个月大的外孙的照片，手机里还存着一二十张外孙的艺术照，都是女儿用彩信发给他的，老张没事就会翻出来看看。休息时，老张喜欢一边喝酒，一边用手机听苏北大鼓，《打蛮船》《无艳春秋》《五梅七枪反唐传》……也都是女儿帮他下载后拷到手机上的。
老张每星期都会往老家打两三次电话，问问家里的情况。这些年，他在外打工，是全家的经济支柱。家里还有七亩地，平时由妻子一个人打理。妻子身体不好，所以，每年六月的农忙时节，老张都会请假回家，收割麦子，找地方晒，帮妻子把农活料理好后，再回城继续打工。
老张还有个儿子，在长沙读书，今年大二。每个月，他都会给儿子打几次电话，问问他的学习情况，虽然儿子说的很多事，他并不理解。
老张很少花钱，唯一的嗜好是抽烟喝酒，八块钱一包烟，十块钱一斤酒，算下来，平均每月能攒一千多块钱。
这些钱主要花在了儿子的教育费用上。今年4月，他刚给儿子寄去两千块钱。大学的学费每年八千，儿子的生活费每月一千左右。
去年暑假，老张的儿子也来到这座城市，在一家电子厂打短工，一个半月赚了将近六千块钱。孩子能赚钱了，提起这事儿，老张颇为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