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一篇《你也许误会了游戏》的文章开始在网络上流传，这篇据称来自《解放日报》的头版报道被当成是“官媒为游戏撰文”——触乐记者随后发现此文其实是刊登在《解放日报》旗下的《解放周一》副刊上的，正文标题为《游戏产业不是天使，但也绝不是魔鬼》，大篇幅报道了ChinaJoy与中国游戏行业。
比上海这几天的天气还热的，是昨天闭幕的2015ChinaJoy。
办了13届的ChinaJoy，已经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盛会：大批游戏厂商趋之若鹜，各路游戏高手云集，游戏爱好者人流如织……展会的品牌效应有目共睹，但因为内容指向的是游戏，还是被很多人贴上“小孩子玩的”标签。
殊不知，这个“小孩子玩的”产业已经越玩越大。如今，中国网游不仅在技术上处于全球前列，规模也是全球最大，走出去的脚步更是快得超乎很多人的想象。但对于这个正在对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社会心理建构产生聚变反应的产业，因为不了解而生发的误解，依然重重。
一年半以前，“60后”徐炯对游戏产业、ChinaJoy同样“太不了解”，直到出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后，他不断看到一些“惊人的数据”：
比如，去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将近300亿元，让不少人欢欣鼓舞，可去年中国游戏的营业收入已超过1100亿元，是电影票房的3倍以上。而且中国电影票房中，有一半贡献给了从国外引进的片子，但游戏收入的63.5%归于国产游戏，今年上半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5.7%。
每一个中国文化人，大概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让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当我们为某一部国产电视剧在国外播放而欢欣雀跃时，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国产游戏正在“成群结队”走出国门。
30.8亿美元，这是去年中国原创游戏的海外销售额，同比增长69%。今年的数据，看走势将更为惊人。徐炯感慨：“在我们的心目中，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影视、是图书，或是其他一些文化门类，但恐怕没几个人会想到游戏。”
然而，正是不被人注意的游戏，如今却像施展“轻功”那般，悄无声息又快步如飞，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支生力军。中国网游公司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有人说，这既是自己“走”出去，也是被“拉”出去的。拉动的力量，是强劲的市场需求。
从全球来看，美国的游戏业连续多年超过好莱坞电影业，是全美规模最大的娱乐产业；日本的动漫产业是“国家第三支柱”，市场份额占据全球2/3，被视为“国家战略”和“国家外交策略之一”；韩国动漫游戏产业则是国民经济六大支柱之一。全球第三产业中，“动漫游戏产业”（包括各种衍生产品）增加值已超过电影，跃居第一。
这些数据其实都在指向一个事实——未来，如果想在全球范围竞争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动漫游戏的作用不可低估。而与游戏所承载的分量相比，我们对它的了解和关注，似乎都轻了些。
十多年前，电子游戏刚被引进中国时，曾被当作洪水猛兽。
对“主机游戏”下了禁令，一禁10年。而人们对于游戏的热情，却没禁住。主机游戏被遏制住，却没想到成全了正在兴起的另一种游戏类型，网络游戏在国内开始星火燎原。
仅上海，2014年的网络游戏营业收入就高达370多亿元。徐炯对游戏产业最初的印象是这样两点：“一是需求惊人，玩家狂热，发展潜力非常之大；二是游戏公司都是年轻人在创新创业，活力极强。”
游戏公司的创新活力，在莉莉丝科技有限公司里，可见一斑。
市面上有口皆碑、每个月流水超过2亿的手游“刀塔传奇”，正是出自莉莉丝之手。公司CEO王信文说，他的目标是“做一家很酷的公司”。
的确很酷。这家位于漕河泾的公司，占地4000多平方米，约100名员工。公司里有猫舍、鱼塘、小剧院、冥想室，甚至还有滑梯，可以从楼上的酒廊直接滑到下面的办公区。
然而难以想象的是，2013年这家公司才刚刚成立。彼时，3名“85后”年轻人从腾讯游戏部门辞职，创立了这家小公司，当时启动资金仅仅65万元。未满2年，就取得如今的成绩，“主要是靠创新”，联合创始人张昊说。
2013年是莉莉丝创办元年，同时也是中国游戏产业的一个盘整年。大公司不断兼并收购小公司，对市场进行“卡位”，提高门槛阻止后来人进入。游戏市场，已是一片厮杀的“红海”。虽然销售额上千亿元，但能够真正赚钱的游戏公司却不到2%。一款游戏推出后，2个月内若没有“过亿票房”，那就注定沉寂失败，和拍电影的风险一样，有太多不确定性。
这种情况下，莉莉丝能杀出重围，除了创新别无他路。“刀塔传奇”改变了以往卡牌游戏撞击式的玩法，屏幕颇具动感，颠覆了这个品类的固有模式。甫一面世，就大受欢迎。今年年初，有30亿元的资本找上门来，想要谈收购，这让创业团队有点晕。
“其实还是有点动摇的，毕竟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张昊坦率地表示，“然后我们开会讨论就在想一个问题：假设资金到手，大家拿着钱接下去做什么呢？想来想去，还是想做游戏。既然如此，那又何必卖掉它？”
中国文化怎么“走出去”，过去的想法比较“高大上”。比如花很大力气，翻译中国的经典著作。可是受众非常有限。
什么是中国文化元素目前最成功的输出？武侠应算其一，这也提示了怎样的文化产品类型更具广泛传播效果。反过来，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强效传播，主要靠的也是好莱坞大片、流行音乐、动漫游戏这类通俗文化。
“文化输出的技巧，有一种讲法叫夹心巧克力，外面是巧克力，让人喜欢吃，吃到里面，有一点核，就是文化的内容。如果把这个核做得很大，直接拿出去，大部分人咬不动、吃不消。”徐炯这样比喻，“我们一讲输出，就想把一个严肃的孔夫子推向世界，外国人其实很难接受，因为离他们的文化背景太遥远。指望人家像粉丝一样，愿意费心费力了解你的方方面面，那是一厢情愿。”
日本的文化输出做得有技巧，主要依靠的就是动漫。它从未刻意强调，动漫一定要承载日本古典哲学或文学名著之类的内容，而是按照市场规律和人们的接受规律来做，在竞争中产生能走进全球市场的作品，其中携带的日本文化元素，激发了西方人进一步了解日本文化的兴趣。
在文化创造上，目前很多国产网游的中国意韵都颇深。比如仙侠题材的游戏，包含着中国人对天人合一的理解，和对生死、命运的看法； 大量的网络小说、动漫、音乐、游戏，充满古风古韵。这些都可能像直接诵读唐诗宋词一样，触发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深入探究的热情。
“也许，像游戏这样在老一代人眼中没什么营养的文化产品，正以它的方式，影响年轻人逐渐走向主流文化、传统文化。”徐炯说。
“对游戏，我蛮纠结的。”徐炯坦言，“从产业的角度支持游戏发展，我可以说； 从繁荣文化的角度，却很难像说图书那么理直气壮地说出口。但有一点要讲，就是对它的一些偏见，需要纠正。”
第一个偏见，只有年轻人，尤其是不上进的年轻人才玩游戏。其实游戏是人的天性，不分年龄，中老年人中也不乏爱玩游戏的，比如打牌、搓麻将，玩起来同样可以没日没夜。“一代顽主文人”的代表王世襄先生，就喜欢玩蛐蛐、鸽子，在那个年代，斗蛐蛐正是“玩物丧志”的游戏，社会评价相当糟糕。
第二个偏见，游戏是让人上瘾的毒药。从天性的角度，指望人什么都不玩，只埋头苦读苦干，是不现实的。人不是机器，特别是青少年更不可能像机器一样，完全理性，按部就班。“我听说一些孩子，考进大学以后，疯狂地玩游戏。恐怕他们是之前被压抑得太久，进了大学，少了家庭管束，一下子爆发了。”徐炯说，“但我觉得，现实会把他们拉回来，不会一直沉溺。”
第三个偏见，就是贴上“不务正业”的标签。许多人觉得，玩游戏只是浪费时间，读书才是好事。但其实，书本、影视、游戏，都是文化的门类样式，每一个门类中，内容都有高低之别、雅俗之分。书和书就不一样，一部分书属于娱乐消遣性质，读来只为快乐，也可以视为一种游戏。
曾经，有些西方知识分子认为电视里播的都是肥皂剧，看电视纯属浪费时间，所以把家里没有电视机当成引以为傲的事。然而他们忽视了，电视里有开拓眼界的节目，有书本表达不了、描绘不好的知识，关键还是人们怎么去看。
中国科幻小说作家刘慈欣，写过一本书叫《超新星纪元》，其中假设，地球惨遭横祸，只有13岁以下的人幸存。一个突然只剩孩子的社会会变得怎样？发展动力是什么？成年人为生计、为名利，都要赚钱，这成了世界运作的重要动力。而小孩没有经济概念，图的就是开心，不愿忍受工作的枯燥。最终，这个全新的“年轻社会”找到了自己的运作动力：谁工作好，奖励的不是现金，而是假期，可以去超级游乐场，随便玩。社会成员们为了游戏的快乐而工作。
借刘慈欣的独特视角看我们身处的现实，对财富的追求是不是过分凌驾于人的游戏天性、快乐感和幸福感之上了？游戏玩耍、兴趣爱好，于是成为格格不入的“敌人”。对游戏的“零容忍”，是否也是一种不正常？
如果说，刘慈欣写的是科幻寓言和哲学遐思，那么另外一本书《游戏化思维，改变未来商业的新力量》，则讲述了把游戏精神变成现实操作的真实案例。
书中举例，很多人希望每天坚持跑步，可偏偏很难坚持，于是有人开发出跑步的APP软件。软件让你自己设定目标，然后每天提醒：今天跑了没有？当你开始跑，则反复反馈：现在跑了多少，离当天目标还有多远。这是借用了游戏中“通关”、“升级”的设计及其背后的心理学原理：人需要一个直观的目标，不断被激励。软件还设计了一个圈子，可以让你看到朋友们、也让朋友们看到你的表现，以此激发人的好胜心，让你为了晒成绩而坚持跑步。
另外一个例子发生在IT 行业。微软每次新推出一套系统或软件，都需要很多工程师挑毛病。但挑毛病是一个十分枯燥的过程，微软设计了一套“游戏”，每挑到一个毛病，就给你打分，随着点数增加还会提升等级。同时设立排行榜，让不同的团队比赛。如此一来，枯燥的工作有了乐趣，变得动力十足。
这些例子说明，游戏对人性的洞察，值得借鉴。也正是因为设计者吃透了人性包括弱点，游戏才这么令人着迷。当然运用得当，海阔天空；运用不当，会引发悲剧。
几年前，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同样是玩网络游戏，中国人沉溺的比例远超国外。
有人认为是因为三大缺失，使网络成为替代品。第一是父亲功能的缺失。父亲代表着规则和秩序，孩子自控能力与父亲有很大关系。但在中国家庭中，父亲不太陪伴孩子。第二是游戏本身的缺失。很多人以为，中学阶段的孩子已经不需要游戏了。实际上他们仍然需要，而且需要更丰富的游戏帮助成长。第三则是同伴的缺失。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德峰说：“社会生活的缺失，才是问题的根源。”人是社会的动物。孩子也需要社会生活，需要排解孤独。如今这样的机会日趋减少，于是他们就把网络当成同伴、当成社会。当他们无法从真实世界中感受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多以分数为指挥棒的学校教育更是雪上加霜，学生成了得分机器，而不是有天性的人。于是，一部分被压抑的人性，不得不重新寻找落脚之地，这个地方就是网络。
“首先是我们社会自身供给的缺失，才使网游乘虚而入，它成了维系孩子成长的社会替代品。”王德峰如此强调。
《新发现》杂志主编严锋也有类似的分析：游戏的设定是，你只要付出努力，就能实现目标，满足人在成长中的自我价值。而现实中，一个孩子如果总得不到鼓励，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便会备受挫折，只能在游戏中寻找愉悦。相反，现实中多一些鼓励和肯定，多一些精彩的活动和有趣的陪伴，网游对他的吸引力就会降低。
从心理学角度说，孩子一旦沉迷于一样东西，直接禁止，是最简单粗暴好用的手法，也是家长们的第一反应。多陪伴、多肯定、多鼓励，这样的“长期路线”显然更加复杂。中国人的教育手段，通常也喜欢直接禁止某些行为，很少主动做些什么来填补心灵空白。大多数长辈堵死、管死之后，却没有解决根本的核心问题：给孩子提供怎样的精神补品？只要人的孤独感、存在感没有找到出口，游戏的诱惑力永远防不胜防。
那么游戏的吸引力为何如此之大呢？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反感游戏的人们，也困扰着历史上的诸多大师。
席勒说：“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对多种文明进行考察后，荷兰文化史学家胡伊青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明是在游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数遍历史上的各家学说，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总把游戏和人性本能、基因遗传、文明进化联系在一起。
可以这样剖析，游戏首先是玩家们主动选择的，不受外力强迫，仅这一点“自觉自愿原则”，就特别体现出个体的独立和存在感。其次，游戏结果不具有太多现实意义，游戏中体会到的快乐，是人类一种本能的、感性的快乐，无关世俗的是非名利，规训束缚。这正是“完整的人”的定义——能充分呼应生命本能，又不易察觉地服从理性规则。
游戏的意义在于，它象征了年轻人自由的生命活动，不说教、不拔高，只是愉悦本身。一个真正完整的当代人，应该能在享受游戏的同时，懂得更好地安排生活，体味人生。
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诸多思想大师曾经遗憾，千万条理论前，人类社会早已成形，理念难有从零开始的实践。然而今天的游戏却不然。一个社会的规则，可以全部掌握在人自己手里，在游戏里从头到尾重新设计，它究竟通往乌托邦，还是奴役之路，全在设计者的一念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