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疑虑的焦点在于，国产独立游戏圈远未成熟，拍这样的纪录片真的有必要吗？而纪录片发起人拼命玩三郎的回应是：“他们以为我只想拍‘成功’，可我觉得‘不成功’本身也值得被记录。”
有独立音乐、独立电影，自然会有独立游戏。可对于什么样的音乐、电影、游戏才算“独立”，始终存在争议。两位加拿大的电影人，曾给出自己的注解——他们拍摄纪录片《独立游戏大电影》，记录了3个独立游戏团队共同经历的2010年。这3个团队都只有1-2人，在2-5年不等的开发周期里，他们自掏腰包做游戏，出来的作品也都充满了个人追求和艺术表达。
而这部纪录片的导演也是独立创作，是通过Kickstarter众筹得来的拍摄资金。随着纪录片的广泛传播，这3个团队的游戏，《超级食肉男孩》《时空幻境》《菲斯》，成为不少人心中“独立游戏”的代名词——当然，这也是在这3款游戏都获得商业成功和超高口碑的前提下。
而当一部名为“中国独立游戏大电影”的纪录片，在摩点网发起众筹，有不少人支持，也有些负面的声音。一位开发者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跟我说，他讨厌“独立游戏”被广泛关注的现在。
“关注多了，就会有更多的投机者，他们只会让‘独立’这个词越来越不可信。”
他怕这片子成为几款游戏的“造神运动”，怕它吹胀独立游戏的泡沫，更怕招来投机的资本，造就更多膨胀的开发者，“我要做科幻，我要做沙盒，我要做科幻加沙盒……现在，一个基本没有开发经验的年轻团队，就敢这么说。”
他的观点或许可以代表部分人。他们疑虑的焦点在于，国产独立游戏圈远未成熟，拍这样的纪录片真的有必要吗？
面对这些质疑，纪录片发起人拼命玩三郎的回应是：
“他们以为我只想拍‘成功’，可我觉得‘不成功’本身也值得被记录。”
近两年，国内开始出现独立游戏大赛。拼命玩三郎刚开始是评委，后来成了组织者。这重身份，让他接触过五六百个独立开发团队。“以前还觉得，独不独立对于玩家而言，不重要。”
他2008年就开始写游戏推荐，每天推荐3个，5年间几无间断。那会儿国内还没有“独立游戏”的概念，他觉得这些“小游戏”，好不好玩更重要。而现在，玩家们却会为某款游戏是否算“独立游戏”而争论不休。
“他们会查团队背景，看有没有拿投资，是不是商业公司旗下的独立工作室。”
独立团队太多了，已经多到鱼龙混杂，一些游戏以独立之名行商业之实，让“独立游戏”变成了敏感词。问题是，每个人都拿不同的标准来定义“独立游戏”，迄今对于什么样的游戏算独立，并没有公认的标准。
“最初对独立游戏的定义，就是‘不受商业资金的支持’，但陈星汉的《风之旅人》拿着索尼的投资，大家却更倾向于它是独立游戏，为什么？因为它让人感觉到，盈利不是首要目的，它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和个人表达。”
拼命玩三郎并不打算在纪录片中，画出一条非常清晰、可以量化的线，让观众拘泥于一个“概念”里。
“我还是希望通过展现独立团队的开发日常，让观众直观感知到，‘独立’是什么。”
“跟拍对象的选择很谨慎，它的标准是高于独立比赛的参赛标准的。”
在开始众筹前，拼命玩三郎这个纪录片已经拍了近两年。他们通过参加大大小小的展会、沙龙、活动，来接触当前活跃的独立团队，一年后才圈定了15个值得被记录的对象，后来又进一步缩小到5个。
“有的团队，当时我们已经提前知道他们快不行了。我们在正片中记录了这些团队解散的过程，和解散后各自的行踪。”
拼命玩三郎觉得，他圈定团队的标准是“有代表性”，而不是他们有多“成功”。他觉得做独立游戏，不能简单以成功和失败来下定论，那是商业公司的判断标准。对他而言，这部纪录片不是某几款游戏的“造神运动”，而是历史记录，是给大众了解独立游戏及其背后生态的机会。
“有个负责人跟我说，即使团队没了，他还是会继续做独立游戏。这也是一种独立精神，不是吗？”
两年前，拼命玩三郎就在“游戏伙伴”开发者沙龙上，宣布要拍摄中国独立游戏的纪录片。之后曾有其它公司、个人想做类似的东西，有一家在去年还放出了宣传片。
“有些纪录片更类似于专题片。他们会事先给对方采访提纲，让他们提前准备，然后过去以后摄影机一摆、灯光一打，逐条录制他们的回答，最后拍一些工作镜头。这是非常取巧的做法，但我们不想要用这样的形式。”
拼命玩三郎说，目前纪录片已制作完成的部分，没有一句旁白，一切语言都出自开发者自己。拍摄过程中，他们也不对跟拍对象的日常开发有过多干扰。不过由于核心拍摄团队只有3个人，其它外援都是机动人口，他们面临分散各地的开发团队，很难面面俱到。
“我们都有本职工作，只能让跟拍对象在一些重大节点，比如版本更新、开始众筹、游戏上市时联系我们，我们再过去拍。”
“可如果都是他们通知你去，你怎么确保他们不是摆拍呢？”
拼命玩三郎对此的回答是：“没有经历过演技训练的一般人，是没办法骗过我的。怎么说，我也算是个演员。”
拼命玩三郎因为2005年参加了一档广东电视台的明星模仿歌唱节目，而被发掘了演戏的才能。他在业余时间，参与过一百场以上的舞台剧演出，在一些电影里跑龙套，都是有对白的那种。
“我能感知到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演的，他们就算暂时骗过我，也无法伪装一整个跟拍周期——游戏开发进度我们都看在眼里，装得了一时，装不了一世。”
拼命玩三郎在2014年以后成为了一名游戏开发者。他什么都懂。因为做游戏，他熟悉游戏这个圈子；因为是演员，他又熟悉影视和拍片，不然也联络不上现在的导演和监制。
“因为这些，或许没有人比我更合适拍这个纪录片。”
通过参与舞台剧，拼命玩三郎认识了在广州颇有名气的主持人Rocky，也因此结识了现在的导演阿庭。他们搞过脱口秀，也有拍摄网剧和网络大电影的经历。
他看过Rocky和阿庭之前做的纪录片，觉得他们就是自己想要找的人。拼命玩三郎问他们，要不要跟他去现场感受一下那个氛围。如果拍完后他们觉得这不是他们想要的，那这次参与的钱照付。
“其实不管是2008年开始创业做项目、写游戏推荐还是出来做游戏，一开始我真的不会想得太清楚，隐约觉得这个方向可以，我就先做。但这有个前提——我认定这个事情，即使没人愿意帮我，我自己也能继续。”
他有想过，万一Rocky和阿庭不参与，他就自己拿着DV，自己去参加活动、拜访团队，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可能出来的东西从影视角度很不专业，画面出来就是家庭DV的感觉，画面很抖，对焦变来变去，录音各种环境杂音，可至少他记录下来了。
“我的小孩已经2岁半，拍这个纪录片，就像我从他出生一路拍到了现在。这个东西可能特别粗糙，但它对我有意义，对小孩有意义，对即将认识这个孩子的人有意义。不管这些开发团队里的人，以后是否还在做独立游戏，我都可以把这些经历和片段，留给他们。”
拼命玩三郎在推荐游戏的那5年，写过的游戏数量超过5000个。他说，这是他用生命和时间堆起来的、他力所能及的事。
“最后，Rocky和阿庭都愿意留下来，我很开心。由游戏圈外的人掌镜，才能保证这片子不会是圈里人的自嗨，而能真正拍成一般观众感兴趣、能看懂的东西。”
众筹前，拍片的经费都是他们三个自己掏。一开始，拼命玩三郎就曾想过要立项，搞计划书拉投资，可心里总有过不去的坎。
“拿投资做游戏，是你拿别人的钱做自己的事情，而拉投资拍这个，就是拿别人的钱拍所有人的事情，这怎么能一样呢。”
为了保证影片的纯粹性，他放弃从游戏圈拉投资的想法，而把目光转向影视圈，遗憾的是，他找不到一个能理解独立游戏的投资者。三个月前，纪录片完成了70%，而他们已不得不开始借钱，家庭和生活上的压力，让他们到了必须借助外力的地步。
而他们坐标广州，因此像广州当地，还有深圳、厦门这样的南方城市，累积的素材就多，北京、上海受限于距离和经费，素材不那么充分，不少独立团队活跃的成都，他们迄今为止都没去过。一些错过的事件、经历，他们只能事后通过采访、黑屏出字幕等方式去弥补。
“我挺后悔，如果不是那么坚持，众筹早点做，或许片子可以做得更好。”
这就是他最终选择众筹的理由。目前，众筹即将结束，而依靠目前筹措到的经费，他终于敢和一直欣赏的国内音乐团队GMRemix，谈纪录片的主题曲和配乐创作。
拼命玩三郎现在的目标是，在2018年3月完成影片制作，并希望能拿到龙标，在院线上映，让更多的人看见现在中国独立游戏的面貌。
“记录历史，永远只会嫌太迟。”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