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病，“万能药”就永远有市场。
在去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的路上，我问司机：“您听说过杨永信吗？”
师傅回答：“听过，少林寺的嘛！现在的和尚啊……”
我告诉他，他说的是释永信。他恍然大悟：“哦对，对，那你说的是谁啊？”
在到临沂的第一天，我很想知道本地人怎么看待网戒中心，于是几乎逢人就问，但我常常挫败在第一步：许多人并不知道本地有一家医院的科室全国闻名，他们不知道杨永信是谁，也不了解第四医院曾开设戒除网瘾的专门科室。
这和我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我来临沂是想亲眼看看网戒中心是不是关了。
“网络成瘾戒治中心”曾经是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以下简称“第四医院”）的下设的“特色科室”。第四医院是一所三级甲等精神病专科医院，前身是临沂地区精神病医院，后改为现名。精神心理专科是第四医院的特色专科，在许多市民的观念中，第四医院是“专治精神病的”。但其实，现在它有多个科室，比如内科、外科、儿科等，或许它更应该算是一家综合性医院。
和所有医院一样，第四医院最显眼的建筑是门诊部所在的大楼，从南门进去就能看到它。尽管是工作日，而且已经临近中午休息的时间，进出的病人仍然络绎不绝。与其他医院稍显不同的是，在门诊楼右边，有一栋极为显眼的建筑，上面写着“心理咨询”，这是医院的康复病区。在以前，这栋大楼还是网戒中心的“教室”，网瘾中心的课堂在此展开，传闻中恐怖的“十三号室”也在楼中。
康复病区的楼下有专家介绍，我看了看，没有杨永信的名字。
从康复病区大楼的通道进入，就来到了另一侧的空地，这片空地曾经是网戒中心的操场，“网瘾病人”（盟友）们早上会在这里跑操。现在它变成了一个停车场。
从通道进入后左转，就来到了以前网戒中心的大门。从前，这里铁门紧闭，两侧挂着几个牌子，上面写着“青少年性格缺陷矫正中心”“青少年危险行为干预中心”。现在，牌子摘了，两侧门柱上只留着挂牌的钉孔，原来挂牌子的地方张贴着两张租房广告，已被撕去了大半，剩下的纸张稍稍泛黄，“联系方式”一栏的号码被撕去了一半，看上去连这张小广告都有了些年头。
直到此刻，我才有了点“瞻仰遗迹”的实感。
它确实关了，门口的牌子摘了，医院也声称它早就不存在了，以前的盟友（网戒中心的“网瘾”病人）和家长都不在这里了。
过去大门紧闭、十分要紧的地方变得来去自如，谁都可以来，谁都可以走。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这里便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停车场。
但我不知道那些以逃离姿态离开这里的、发誓永不再来的人们会不会想再来看看。
无可奈何的家长是求救的人。
2016年的时候，我的同事来到这里，想要拍一下里面的样子。当他掏出相机时，一群家长们把他围了起来，要查看他的身份证，一个劲儿地问他的身份——“不要乱看”“赶紧把照片删了”。他们是网戒中心“家委会”的成员，其实就是要求陪读的家长们。
后来，我的同事在夜晚偷偷来到门口，拍了几张照片。
我围着医院转了4圈，在夜间又来了一次，却没有看到家长们——无论是陪同的还是抗议的家长都没有看到。在此前，如果细心寻找，尤其是表现出对网戒中心的兴趣后，总是不难发现这些家长的（更多可能的情况是家长们先发现了你）。
我感到不太适应——在来之前，我的同事们讲述着两年前的探访经历。但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平平无奇。
我走进一家医院对面的路边餐馆，点了一盘水饺。老板看上去50多岁，短毛寸、身材微胖，穿着一件有些磨损的旧外套，憨厚地笑着招呼每一个进店的客人，虽然话不多，给人的感觉却很热情。
我向他问起对面网戒中心的事，他的临沂方言让我听起来很吃力，以至于有些内容我向他反复确认了几次。我问他，网戒中心是不是关了，他说：“啥？”然后告诉我“没有关”。我问他网戒中心怎么样，他回答说：“这是我们市的‘创业项目’，成绩很好，效果也很好。”
我对“效果很好”表示了怀疑，他见我不信，连忙举出例子，说：“有好些孩子，出来后就不上网啦，好好上学，考上了名牌大学！”
我又问起电击治疗的事：“这事儿网上传得挺可怕的，真的假的？”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孩子不听话，家长也没办法啊。”“家长但凡有一点办法，也不会每个月花7000块把孩子送到这里来”。他还告诉我，家长会陪着孩子治疗，“治多久就住多久，也很辛苦”。然后，在我的提醒下，他回想起“是有阵子没见过家长们了”。
老板不怎么向客人搭话，都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但却很耐心。聊着聊着他端上了水饺和蘸料，12元的水饺，看起来得有近40个，在盘子里几乎堆叠了3层，我没想到这么多，太实诚了。我努力吃，但没吃完。
相比于网络上一边倒的批判，这位店主的意见或许是另一种主流，是不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好说，但绝不是少数。我问他，电击真的假的，好不好，他答不上来；但他若是问我，那那些家长要怎么办啊，小孩子就知道上网、打架，家长们能做什么啊，我也答不上来。
两年前，我们曾与一些家长接触过，也有一些家长在网络等渠道上发表了他们的意见。这些意见的大意是，他们的孩子要完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来找杨叔。而在家长看来，“治疗”并非没有效果，许多孩子也确实是像变了一个人。
第四医院附近的一家小卖部给了我另一种答案。店主告诉我，他知道网戒中心关停的事，这事不是最近发生的，有一阵子了。但更具体的内容他不愿多谈。
在路边，我问了一些路过第四医院的市民，得到的答案飘忽不定。光是询问“网戒中心关了吗”，就听到了不同版本的答案。一位大妈告诉我：“没关！就在对面呢，你过去挂号就行。”5分钟后，一名年轻人告诉我，他昨天才知道网戒中心关了，也是看新闻才知道……所有人都不太确定，留下的都是“应该”“好像”之类的描述。
也有一位大叔对我的问题表示困惑：“啥中心？”我说：“戒网瘾的啊。”大叔挥了挥手里的智能手机：“都什么年代啦，还有啥网瘾啊？”大叔花了很长时间跟我讲现在有网络的方便——看东西方便，聊天方便，出门买菜也方便。他说：“不仅是你们年轻人，就连我都觉得‘网瘾’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在临沂，不仅在第四医院周边，我和许多人都聊了聊，问了问他们对网戒中心的看法。但差不多有半数的人表示根本没听说过，或者听说过国内有戒除网瘾的学校，但不知道临沂这家有什么特别的。
这家当然很特别。在2019年，在世界范围内，“网瘾”是否是病仍然有争论，“电击疗法”是否应该投入临床治疗也没有断论（但社会舆论倾向于不应该）。而在十多年前，在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网瘾”就已经是病，“电击”就已经是“正常”的治疗手段了。
从听说过临沂网戒中心的人中，我听到最多的意见是，治疗还是挺有必要的，这件事的出发点是好的；对治疗方法，他们不太了解，只是觉得或许方法不太得当。他们的理由简单而充分：“那小孩不听话咋办？”“家长也没办法。”“谁愿意花这个钱啊，真没办法了。”
从第四医院离开的路上，我和司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小哥喜欢晚上开车，因为晚上车少，骑自行车的人也少——白天他们总是乱窜。小哥今天给手机贴了个膜，这个膜与众不同，是今年全新的，与之相比钢化膜都太落后了。贴膜时要将一块胶状物体覆盖到手机上，然后用一个啥机器完成后面的工序。
小哥向我展示了这个手机膜，据他说，这个特别好，“手机贴上这个膜可以用来砸核桃”。于是我问他，那到底能不能砸，有没有试一下呢？小哥说，“没有，还是舍不得”。
小哥对杨永信很不屑，他说杨永信和电击疗法实在是“太丢临沂的脸了”，“哪有这么多人需要治？他完全就是为了赚钱”。说到赚钱，小哥又问我：“你说，我去加盟他们那个贴膜赚得多，还是开车赚得多呢？”我不太理解小哥对手机膜的执着，也不知道这句该怎么接。
临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前，春秋时期这里就有建城的记录；汉代以后，这里设有琅琊郡，到了东晋，王羲之在此出生，现在临沂仍然有纪念性质的王羲之故居。到了近现代，临沂又是革命老区，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但在当代，临沂是座很普通的城市，无论是悠久的历史，还是近些年沸沸扬扬的杨永信事件，都没有影响这里人们的生活。从早起的上班族、晨练的老大爷，到夜幕降临时稍微有些拥堵的马路、行色匆匆归家的人们，这些都和其他城市没有任何不同。我必须时刻想着这趟过来的目的，才能稍微将它与其他城市区别开来。
属于现代的东西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高楼、商圈、广场、步行街、共享单车、电子支付……这些改变在所有的城市发生，临沂也不例外。在全国范围内，“网瘾”都越来越少地被提及了，在过去，这个名词专属于青少年，而现在，全国人民都患上了“网瘾”：父辈们在聚会中也是手机不离手，他们出门也开始习惯使用二维码、网约车。
当“网瘾患者”不再是少数，就不再是一种病，不再需要治疗。
过去，无可奈何的家长、“没有前途”的“病人”、比家长更有办法的“医生”，他们因为各种理由交汇于这座城市，这座医院。现在他们都离去了，个中感受，只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我们都知道，教育也好，人的生活也好，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网戒中心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关闭网戒中心也不会解决这些问题。人与人的隔阂与距离、教育的导向与过度、自制力的缺失、控制欲的失控……这些问题一直都在。
暴力、电击与恐惧，其实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只是，解决方案竟比问题本身更残酷。所以这个方案是错的——我们不应该用更大的错误来弥补错误。关闭网戒中心，只是纠正了一个错误，在此之后，孩子们、家长们、医生们仍将直面被“错误”掩盖下的那些问题。
那又是另一场战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