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网瘾”本身是件很严肃的事，而艺术可以让它变得好玩。
“网瘾治疗”是一件严肃而复杂的事。在不同人眼里，它有着不同的面貌。从临沂四院、“战网魔”、《网瘾战争》，到千里出逃、揭露曝光、口诛笔伐，它是特效药，也是集中营；是一部分家庭的救主，也是一大批孩子的地狱；是一些人荣誉奖章上剥落的金漆，也是另一些人欲除之而后快的噩梦。
裴玉林的想法与他们都不一样。
一个炎热的下午，我在中央美术学院见到了裴玉林。这个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年轻人衣着朴素，笑容温和。身兼游戏玩家和艺术创作者，他研究过“网瘾”，调查过网戒中心，采访过学员，而这些在他眼里都可以归结为一种状态。他抓住了这种状态，又用特殊的手法表达出来。
“我想把‘网瘾治疗’做成艺术。”
以下是裴玉林的自述。
“我想找到一个杨教授开过光的电疗仪。”
《网瘾治疗计划》是我研究生的毕业创作，我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来完成它。从类型上说，这个作品属于现成品装置，就是通过一些搭建、组合，让物品构成一种比较特殊的关系。使用的材料是已有的、现成的东西，手法就叫做现成品装置。
我最早接触网瘾这个词，是中学的时候，在父母、老师、媒体嘴里听到的。那时有些同学喜欢玩游戏，成绩下降很快，父母、老师把成绩下降、上课没精神的原因推给了游戏。当时网戒中心好像还不很流行。我初中班里有个同学，父母都在外地工作，家里只有奶奶，管不了他，他每天半夜都要偷溜去网吧。后来被发现了，父母就给他办转学，去他们工作的城市，也没把他送进网戒中心。前几年同学聚会，我还见过这个人，现在混得挺好，感觉也没被“毒害”什么。
深入了解网瘾，最开始是在互联网上，各种消息、学术著作、媒体报道，我都看过。后来我找到了一些去过网戒中心、接受过“治疗”的人，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说现在的网戒中心是什么样、有多少人、里面还有哪些治疗，等等。
这些人告诉我，除了山东临沂四院之外，各地还有许多网戒中心。这些网戒中心规模有大有小，但里面的人“非常多”。北京郊区就有好几家，他们一般不打网戒中心的旗号，而是叫康复所、康复中心。
“杨教授”被曝光之后，据说那些正规不正规的网戒中心里，电疗都用得少了，但我还是想亲自去网戒中心里面看看。我去过北京郊区，去过著名的“四院”，当然都进不了门，工作人员完全不理我。直到最后，我也没能找到一个愿意透露消息的网戒中心内部人员。
我的作品是现成品装置，最开始，我就决定要用网戒中心里用过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很难拿到，我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也只拿到了一部分。
我试过给网戒中心打电话，和他们正面说，结果他们连拒绝也不拒绝，直接把电话挂了。自己找上门，同样也是不行。
后来，一个采访对象给我提供了线索，他一年多以前才从某家网戒中心“出院”，对里面的记忆还很新鲜。他告诉我，网戒中心会定期去某个废品回收站丢垃圾。
网戒中心会严肃处理电疗仪，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用过这东西，所以处理得很隐秘，外人很难接触到。但报废的理疗线，注射用的输液瓶、针头，他们会当成普通垃圾扔掉。理疗线是用来连接电疗仪的，输液瓶和针头则用来给学员注射一些稳定情绪的药物。
我不知道这种注射合不合理，也不知道那些瓶子、针头里面装过什么东西。有时为了安慰自己，就想，既然他们能直接扔出来，应该也不是什么有害物质，即使接触到，问题也不大……不论如何，我大概掌握了这家网戒中心处理垃圾的信息，就直接奔向废品回收站。
那家废品回收站实际上是一个分类回收点，附近的垃圾都被送到这里，分类之后再拉去更高一级的处理中心，环境比想象中臭气熏天的垃圾站要好上一点儿。由于不想惹麻烦，我没去联系管理员，也没说要什么东西，只和当班的环卫工人通了个气，说自己是艺术系学生，想捡些东西回家搞创作。他们没反对，我就跑去垃圾堆里猛刨一通。
学员给的线索大多是描述，做不到很精确，更没有图片。我在废品回收站翻了十几个小时，总算找到了一部分，理疗线、输液瓶、针头都有了，但数量都不多。最终制作时，针头还是不够，只能又买了些一模一样的。
电疗仪始终是个遗憾。我根据学员们的描述，找来了几个相同型号。这真的太困难。以我的能力，实在查不到网戒中心电疗仪的去向。我何尝不想找到一个杨教授开过光、亲自用过的电疗仪，哪怕再去翻十几个小时垃圾也行。
“‘戒网瘾’本身是件很严肃的事，那么，我们能不能让它变得‘好玩’？”
在央美读到研究生，你的作品是什么内容，用哪些表现手法，都是自己选的。之所以做“网瘾”，一方面因为我自己玩游戏，对这件事有兴趣，有关注；另一方面则在于，我认为像游戏这种电子、媒体化的东西，会是我们对于图像，特别是视觉图像的一个审美趋势。事实上，我们现在的生活几乎已经离不开电子图像了，而未来还会越来越多。
实验艺术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性质。它不像我们平时看电影，看动画片，只是单纯地“看”，而是可以制造出一个氛围，一种关系。具体到“戒网瘾”上，它的本质是治疗与被治疗，是一个不安定的氛围，一种特殊的对抗关系。
《网瘾治疗计划》一共有5个作品，都围绕这种氛围和对抗关系。比如《惩罚》是把显示器和椅子用胶带粘在墙上，下面接着一台电疗仪。
显示器里播的东西，是网戒中心的学员告诉我的。他们说，自己受过电疗之后，眼前会冒出雪花、看不清东西，甚至直接两眼一抹黑。我把这些放进显示器，就变成了雪花、模糊和黑屏。
“惩罚”对应的是“刑场”。自古以来，行刑的目的不是处死一个人，而是给其他人看，警示他们：如果你做同样的事，你的下场也会一样惨。在网戒中心，电疗起的也是这个作用。所以我也把显示器和椅子绑在高处，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它们。
《平衡力》的主体是一个气球，它的材质是我仿照亚洲人肤色与质感制作出来的。气球上缠着的电线，是从网戒中心拿到、在学员们头上贴过的。它一开始飘在空中，在整个展厅里飘来飘去。后来慢慢跑气，掉下来，我就用处理显示器那样的方法，用胶带把它粘在一边。
《打字机》看起来最直观。上面是键盘，中间是注射器，最下面是一张动物皮。我用制作传统皮影的技术来处理这张皮，让它有了特殊质感。针尖和皮肤表面直接接触，稍微一碰就会刺进去，以此来制造一种一触即发的危险感觉。
《输入方法》里，我改造了几个输液瓶，让它看起来像是鼠标的样子，输液线就是数据线，连接到地上的两台电脑。两台电脑保持同步，一边是一双手用注射器键盘不停地打字，另一边是我采访过的那些网戒中心学员，他们说过的话，以这样的方式被观众看到。
地上《鼠》的部分是比较诙谐、轻松的：一台电脑，旁边串着很多鼠标，中间是个老鼠笼子。这个作品在暗一点的环境里效果会更好，因为我用的是游戏鼠标，它们的光会一闪一闪，像呼吸一样。有几个鼠标已经被关进了笼子，还有几个仍然在外面。
电脑屏幕上会滚动播出一部两分钟左右的定格动画。鼠标（老鼠）在一个空间里游玩，最后被捉进笼子——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我对于这个装置的解释，但同时也是一个现场。这台电脑，它既是影片里的一个角色，又是在现场播放影片的设备。
单个作品的力量是单薄的，几个作品放在一起，就形成了场域。它们能反复给观众提示主题，营造出一种氛围。
这种氛围说起来很抽象，实际上很容易理解。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都玩过密室逃脱，密室逃脱就是营造一种恐怖、悬疑的氛围，它里面所有的物品和场景都为这个氛围服务。再深入一点儿，现在有一些实验戏剧，一个场地里分成两个舞台，同时演出不一样的情节，这又是一种制造氛围的手段。
实验艺术也是一个道理。只不过密室逃脱的氛围非常明确，实验戏剧呈现的东西也不难理解，而在艺术领域里，这种氛围很多时候是不确定的、特殊的，它既可以带有一些恐怖、血腥、失衡，又可以宁静、舒缓、有趣。
我很看重“有趣”这一点。我想，既然“戒网瘾”本身是件很严肃的事，那么，我们能不能让它变得好玩？事实上，可以。这就是艺术的作用。“好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逗趣，而是从新的角度给人们刺激，它的基础是审美。一件作品，不论是伟大严肃，还是轻松诙谐，甚至惊悚恐怖，你只要觉得它“美”，就可以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那么，我们在看待严肃问题时，换一个视角，它就很有可能也是“美”的。
我们都知道网瘾治疗这个话题很沉重，如果再从沉重的角度去谈它，人们会更不舒服。所以我想提供一个新视角，和原本大家对它的评价都不一样，不是家长的救星，不是孩子的地狱，把这些都抛开，跳出原有的立场，就能看到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也要说一句很俗的话：艺术源于生活。”
很多人都问过我，看不懂现代艺术、实验艺术，要怎么办。
我的答案是，很多艺术其实没必要“看懂”，只要能感受到里面表达的一些东西就可以了。你的感受，甚至没必要和作者表达的东西一致。
比如《网瘾治疗计划》，一些观众看过之后来问我，是不是影射了“996”。这不是我的初衷，但很有意思。因为他们看懂了、体会到了作品里这种束缚、不舒服、不平衡的感觉，即使不了解网瘾，但每天上班就是面对电脑，生活一眼望不到头。他们在这样的感受中解读出“996”，我认为是很合理的。
假如你一定要“看懂”，也可以去提前读读作者、策展人写的说明文字。有些时候，你的经历、观点、知识结构会与作者有交集，你可能就更容易理解他们的作品。
我不是北京人。在考进中央美术学院之前，我一直在四川自贡上学。2007年左右，我开始玩《帝国时代》《反恐精英》《红色警戒》，这是我印象中最早玩到的电子游戏。
我上小学时，家里没有电脑，初中才开始去小网吧玩游戏。那时候自贡网吧市价是2块钱1小时，最便宜的能到1块5。班上三五个男生经常结伴去网吧，人不能太多，人多了动静太大，会被班主任逮到。一旦被逮，后续就是叫家长、挨骂、挨揍。我父母算是比较开明，即使被班主任叫去，回家之后也是以批评为主，不怎么打。
到了大学，我玩得最多的是“DotA”。我和中学的朋友们，只要一段时间没联系，就要上线一起玩玩“DotA”，聊聊天，相当于一种沟通方式。大家分散在天南海北，通过游戏连接在一起。
“网瘾”源于美国精神病医生戈登伯格的一个玩笑，它不是病（裴玉林创作时，WHO还未将“游戏障碍”认定为疾病——编者注），而是一类心理特点，或者性格特征。说它是“病”，更像是一种比喻，这种比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你不经意间就会用上“拖延症”“手残”一类的词儿。“网瘾”也是如此，它本来是个模糊、没有被准确定义过的东西。如果你下功夫去了解，就会发现，每个网戒中心都有自己的一套“网瘾”标准。
网戒中心运作过程中，被困扰的是家长，提出定义的是网戒中心，被“治疗”的则是孩子，“治疗手段”是电疗、军训，包括我收集到的那些现成品素材在内的种种手段。它们给我一种鲜明的权力、强制性的感觉。这就涉及到身体政治的领域，也是实验艺术与现实、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之一。
我要说一句很俗的话：艺术源于生活。实验艺术也不例外。它看上去好像天马行空，一般人搞不明白，但实际上，它的要求是站在前线，去探索一些新领域。新领域要如何探索？当然不能瞎搞，而是要有一定的审美、关怀和冲动。说白了就是，社会上总有些经济、科技或者其他方面不好解决的问题，我们能不能用艺术的眼光来看一看？
我在央美读的是实验艺术学院。这个学院的学科跨度很大，大致分成3个方向：传统艺术转化，比如民间的皮影、剪纸，如何用到现在的作品里；科技艺术，顾名思义是在艺术里探索新科学、新技术；我本人属于第3种，社会艺术，就是针对社会现象、社会关怀去创作。
我之前做过一个作品，主题是“安检”，也是现成品装置。现在我们一进地铁站，就能看到安检仪。我仔细考察了安检仪，了解它的图像要怎么转换，然后把大量需要安检的物品用一条很长的传送带连接在一起，拖过扫描仪的时候，显示的是一幅带着X光效果的山水长卷。
安检也是一个社会话题，你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讨论。而艺术作品的态度是很开放的，没有一个确定的含义。我是在批判它，还是在赞颂它？这不好说。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安检已经存在了。它既然存在，我们就可以去探索，去尝试，从它身上找出审美。
“我希望大家能多去现场看一看装置艺术。”
装置艺术其实就是空间的搭建关系，很多时候，它的力量感要比绘画更强。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画了一颗炸弹，你看到的就是画出来的炸弹，但假如我在你面前直接放了一颗炸弹，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我的《打字机》也是这样，如果我只是画出针头，观众会觉得它离自己很远，扎不到自己手上，没什么特别的感想。然而我放了几十个针头在现场，下面还有一张皮，针头与皮直接接触，极小的受力面积，极大的压强，像是随时都要扎下去。看到这个东西，你可能就不由自主地汗毛直竖。
所以，装置艺术也很怕观众随便乱碰。因为它的核心是搭建，碰一下可能就全完了。构思《网瘾治疗计划》时，我还想过更大、更危险的东西，比如用手机模型把一张桌子的4个角垫起来，垫得很高，尤其有种不安定、不平衡的感觉。但后来和导师一商量，怕现场观众太多，真有人去碰，容易搞出事故，最后就没有做出来。
我正在和一些策展人联系，让《网瘾治疗计划》参加其他艺术展。像这种装置作品，在不同场景里展出，会有区别，有变化。这种区别和变化往往只有在现场才看得出，像话剧一样，换了演员，换了剧场，甚至换一批观众，它看上去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希望大家更多去现场看艺术展，是因为现在的艺术形式，很多是在体现理念和氛围。一张油画的照片和原画，一间鬼屋的设计图和亲自走一遭，肯定是后者更吸引人。凡是有立体感、空间感的东西，都是亲身体验的更好。
游戏或许也是这样。很多人把游戏叫做第九艺术，我却不是很肯定。如果你要把艺术与游戏结合，那么你必须对两方都很熟悉，才能做好。但现在玩游戏的人多，玩艺术的人少，关注游戏的人多，关注艺术的人少，艺术家未必懂游戏，游戏设计师未必了解艺术。不过换个角度，这说明它未来的空间还很大。
“游戏”与“艺术”的定位也不同，甚至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游戏能够开发出来，需要大量的受众，吸引流量，艺术则是要脱离原来的逻辑，创造新的逻辑，就不一定符合受众的口味。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一种趋势——如果游戏的数量变得异常庞大，大家玩普通的游戏玩腻了，说不定就会去追求一些奇奇怪怪的作品。当今科技发展很快，AR、VR、AI，它们或许也可以把游戏和艺术联结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