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人情游戏里的张家姐妹

在过去，农村的礼仪开支不全是浪费和奢侈，这些开支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在如今，它们似乎正在变成一种牢笼。

编辑彭楚微2023年10月11日 18时10分

张冬兰在为人情发愁。

2023年9月29日，第一波返乡的人们陆续到家。黑色的轿车驶入院子，李国柱一家人回家了。

停车时，车轮碾到了院边晒着的一捆黄色毛豆，声音惊动了张冬兰。她从厨房出来，看到李国柱站在院子里说话。李国柱是张冬兰丈夫的大哥，平时在深圳做生意，属于张冬兰丈夫这边最活跃的亲戚。这次李国柱是带着一家人回来的。张东兰看到出生刚满一周岁的侄孙子躺在侄媳妇的怀里大哭，侄子们正从车厢搬下行李。她招呼儿子去帮忙，自己转回楼上，从卧室抽屉里翻出红包袋，塞进数好的钞票。

30张百元钞票整齐地叠放在抽屉里。放假前，张冬兰从农村信用社取出了这笔钱。回家路上，她遇见熟人，人家问她干什么去了，她把手塞进口袋，一甩肩膀，说：“唔，拿做人情的钱呗。”

李国柱善于交际，他乐意请大家吃饭。“大家”包括他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3个家庭。这次国庆，李国柱回村，除了过节外，也打算做给孙子李果做“周敬”，就是办席庆祝李果周岁。

张冬兰管“周敬”称作人情往来。人情的核心是红包。在饭桌上，每家大人都要给李果一个红包。每个红包装着200元，因为张冬兰的儿子已经成年、单独为家，所以儿子一家也得给李果一个红包。

儿子手头紧，张冬兰代他出钱，30张钞票变成26张。

在张冬兰所在的福建省龙岩市张坊村，“人情”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词。

■ 倾斜的秤

在李国柱家吃过晚饭，大家围着李果嘘寒问暖了一番，都给了红包。

做过人情，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开，坐在院子中央看月亮。借着月色，张冬兰看到一个影子由浓到淡地在院子门口出现。张冬兰搬着凳子走向门口，才看清来的人是她的妹妹张春兰。

“做人情呢？”张春兰冲张冬兰张了张鼻孔，示意自己闻见了酒味。她的眼神指向坐着的李国柱。

张冬兰顺着妹妹眼神看过去，脸颊上的褶皱一伸一缩地说：“又请我们吃饭呗！”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张春兰才安慰说：“哎，（起码）他家就一个小孩。”

今年国庆期间，张春兰准备的人情费是2000元，比张冬兰少，但她的压力比她的姐姐大。

张春兰的丈夫在2年前去世，留下她和儿子单过。在去年之前，张春兰没有受到太多人情压力，因为儿子出生早，读书晚，去年还没毕业。每逢人情交往的场合，她只要带上儿子出席，都能收到红包，红包一来一回，人情的收入和支出总能持平。

到了今年，张春兰才意识到人情有多花钱。儿子毕业了，找了工作，刚好能养活自己，这意味着家族的人不再会以各种理由给她塞写着“学业有成”的红包。与此同时，疫情这几年，她的几个哥哥嫂嫂一个接一个地生小孩，需要人情交往的场合变多了。

她自己也到了退休的年纪。今年9月，张春兰在镇卫生院的工作刚刚结束，失去了收入的她，才发觉人情成了开销大头。

国庆假期是第一个难关，在外的亲戚朋友们纷纷在此时回村。亲戚、朋友和同事都抓住机会，扎堆在这个时候办喜事。

她的2000元人情费是这样计划的：3场婚礼各出300元，家族的一个叔叔生日出200元，侄子出生一个月的“姜酒”出300元——此外，还有一个大头，大哥在9月搬了新家，国庆回来请客，要出600元红包。

“你搞什么给600元？要面不要钱？”张冬兰打断妹妹的倾诉。

张春兰感到被误会，有点不满，语速飞快地解释：“儿子毕业的时候，大哥给过600元红包，这次得还。”

说完，她反问张冬兰：“李国柱上次搬家你出了几多？”

“1000元。”张冬兰说话的时候，脸缩成一团，“儿子搬家他给了1000元，之后他搬家我就得给这个数，但他已经搬了4、5次家，总共给出5000多元，收不回来的。”

两个人再次沉默。

张冬兰说人情往来像“秤”。在她心底就有一盏秤，一侧是付出的人情，另外一侧是收到的人情。人情的浅重体现在红包里钞票的张数上，很直观。同时，人情还有不那么直观的地方，它往往反映着一家人生活的红火程度。又隐隐地和当下与未来联系在一起——自己的儿子是否争气？是否买得起房，考得上博士，又或者能生好多小孩？

换句话说，今天付出的人情是否能在未来收回？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盏秤存在的意义。张冬兰发的愁中，有遥远的部分：天平正在逐渐朝着付出那一侧倾斜，她手上的筹码已经不多，别人家的筹码却还在源源不断地上场。

■ 人情游戏

比起不假思索地投入这场游戏的张冬兰，张春兰更清楚地想过“人情”的意义。

在张春兰看来，人情交往让每个人都在同事、朋友、亲戚心中留着一笔账。基于这笔人情账构成的交往规则中，不允许有人离场，每个人都要牢牢记住所有参与者，这样才能“不亏本”和“不被人恼”。

张春兰在1975年出生，初次参与人情交往是在自己满月的时候。

邻居堂叔们喝着红糖和大米熬成的甜汤，把装着人民币的红色信封送到她的手中，她下意识地抓住，于是，游戏开始了。

在她漫长又短暂的单身时代，就是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女构成了环绕她的人情圈子。在1997年6月，她结了婚，又得到了丈夫那边的人情圈子，两个圈子形成一个更大的圈子。

张春兰活了48年。在这48年里，她经历过许多大事：出生、满月、满一周年、每年的春节和生日；她还经历过诸如第一次从发高烧中生还、考上当地不错的中学、父亲的离世等等突发的意外。在所有的大事和意外中，都充斥着人情往来。

在她成年之前，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她收到的红包在口袋里留不过一天。当天晚上，她要把红包如数上交，还要记住每个红包是谁给的。母亲会把这些红包拆开又合上，留到日后原封不动地还给别人。

换句话说，当她真正意识到什么是人情、在她有能力思考这套规则时，围绕她本人的人情交往就已经发生了无数次。在不知不觉间，她和大多数人一样，已经把人情来往看成是生活的一种部分，深深接受了。

张春兰第一次主动参与这场游戏，是从职高出来工作的第一年。

那年，她的姐姐生了双胞胎，她把第一个月发的400元工资都塞进红包给了姐姐。那时的张春兰把红包看成是表达情谊和喜悦的方式，她以为“人情”中情谊是最大的，但在此之后，当学校的老同学请她参加婚礼时，她就不得不借钱来做这个没那么多情谊的人情了。

最初的几笔人情做下后，她开始和同辈人一样，忙于计算怎么收回人情。对20多岁、没有牵挂的张春兰来说，每一笔人情交往都是一种支出，就像是这场游戏的入场费一样，要想收回最初付出的那些人情，她就得维持这些人情往来，继续玩下去。

从这个角度说，人情往来像是一场游戏。你无法掌握游戏的开始，但只要开了头，玩家就会越陷越深，失去一些自由。在结婚时，张春兰曾经想过：“不办隆重的婚礼，简单在家里吃顿饭算了。”但因家里反对作罢：不在酒店办婚礼，就不好意思做人情，没有人情，就会少收一大笔钱。

婚姻之后，是生子，丧父，把儿子拉扯成人。张春兰的年龄越来越大，她发觉，自己要做的人情也越来越精细。

在张春兰父母那一辈，大家过着差不多的生活，人情的支出和收入总能达成一种平衡。

等张春兰到了这个岁数，她越来越感觉到要维持平衡非常困难：总有人在规则中占据优势，这种优势直观体现为总有人做人情的机会多，“多”既因为有人性格“爱嚷嚷”，愿意把任何值得庆祝的事情都拿出来作为人情办；也因为总有人生活过得好，多子多房，或是子女争气，有数不完的人情可以办。

这几年，挣钱好像变得更难了，于是大家更加争相寻找理由做人情。每个人都想要拿到以前铺垫下的钱。但一年下来，总有人没收到钱。没收到钱的人，在张春兰和张冬兰的眼里，就是她们这样少儿少女的人。

张春兰觉得这和自己性格也有关系：“自己这样图轻松，不好张扬的人很吃亏。”

张冬兰同意这点，她抱怨：“做人情除了花钱外，要花的时间和力气也不少。”

今年的十一长假，张冬兰的儿子只能在家待3天，张春兰特意请了3天假，但第二天她就收到了电话，她在深圳的亲弟弟回家了，准备在县里办女儿考上硕士的“升学宴”。为此，她得早起赶车，乘一天只有两趟的中巴车去县上，直到晚上再回来，这几乎是在浪费假期。

“升学宴”被安排在10月1日。张春兰在中秋节这天来找张冬兰，就是想商量这件事。

“芳子升学，你打算给几多？”张春兰问。

“给600元。你儿子考大学，他给的就是600元。”张冬兰压低声音，试探性地说。

“凭什么给600元？考研究生和考大学不一样吧？”张春兰的声音时高时低，说到钱时高。

张冬兰忽然明白了张春兰的意思，脸松弛下来：“你没工资，可以少给点，他们出门的人不要比。”

“我要面子。”张春兰说。

对张春兰来说，人情往来还有一点炫耀的意思，自己过得好当然重要，让别人看见则更加重要，既然别人要炫耀，那自己也不能不去，不去就是给人家和自己丢脸。正是怀着这样的认识，她一刻也不肯放弃参这场人情游戏。

■ 礼仪开支

接到升学宴的邀请后，张冬兰的26张钞票变成了20张，同时，她记得张春兰走前脸上的为难。

对她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钱总是流向“固定”的地方。这些地方每年都分成好多个类别：房屋装修的支出、未来儿子彩礼的支出、养老的支出、技能培训的支出和看病的支出，以及这些支出之余的流动资金。

“所有钱被收在应有的地方，除非特殊情况，否则绝不挪用。”这是张冬兰她们的信条。

人情往来的费用和吃饭一样，都属于流动资金，人情和吃饭是日常生活最大的两项开销。问题在于，她们已经退休，没有收入，这部分钱只能靠打临工攒着。

张春兰走后，张冬兰在月亮底下打了个电话。电话是给她工作的药店老板的，药店在县上，而老板是张坊村人，在村里过节。

电话开头是照例的寒暄：“欸！是我，冬兰子。”

电话那头是碰杯和交谈的声音，有人含混不清地在回应。

张冬兰继续说，说节日快乐，再说自己有一个妹妹。她念出了张春兰的住址和之前张春兰在村里做过的人情。

电话那头安静了会，背景的噪音离远了，声音也更清楚：“噢，我知道，春兰子。”

张冬兰说：“她能也来店里做几个月吗？做到过年。”

对方说：“应该没问题，我考虑一下。”

张冬兰呼了口气，妹妹的问题算解决了。她感觉到一丝轻松，但还有要发愁的事，事很小：她过年的人情怎么办？

在药店值班，每个月的收入是2000元。她在算一笔账：今年春节，她要做人情花费在10000元以上。这笔钱不包括过年置办年货需要的花费，它由给老人、小孩的红包和散碎的结婚、乔迁等份子钱构成。

张冬兰面对的是由6个老人、4对同辈夫妻和9个小孩组成的大家族。最大一笔人情是给婆婆的，婆婆是最亲的自家长辈，也是年纪最大的管事人，她要给婆婆3000元。

这笔钱给得理所应当，过年期间，所有家庭的吃喝开支都由婆婆负责。往年，张冬兰把钱给了婆婆之后，就给婆婆打下手，在厨房里忙活一天又一天，直到新年结束。

给了婆婆3000元，公公自然也要给同样的数。然后是几个叔叔，依次给400元、200元不等，具体数额取决于过去的一年中对方是否帮助过自己一家人。最后，每个小孩都要给100元到200元，对有大学生、手头又困难的家庭，还要额外给一些钱。

在此之外，是娘家人。自己的母亲要给1000元，弟弟的几个孩子也要给几百。最浅薄的人情是给娘家亲戚拜年时每家给的50元。

这些钱加起来，数额在10000元以上，与之相对的人情收入是来自已经成年的小辈的几个红包，加起来不过1000元。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张冬兰的两个孩子都已成年，在深圳上班，但都还没有生育打算。

对张冬兰来说，过年的人情是个问题，尤其是今年已经过去的部分，人情往来很多，让她手头窘迫。而度过国庆，凑足过年的人情费，就是她眼下的当务之急。

院子里赏月的人已经散尽，张冬兰吃了煮毛豆，喝了米酒，心底始终在盘算怎么来钱。她把找到工作的消息编辑好，给张春兰发了过去。

等回到家，准备上床睡觉时，她收到了张春兰的回信，妹妹问她：“凑不凑银会？”

■ 凑银会

张冬兰听说过凑银会。

凑银会在本地一度十分流行。它一般由12个相熟的人组成，每个人在第一个月交出至少1000元，然后按照抽签排定顺序。

第一个月，银会凑足的12000元会交给抽签抽到“一”的人，这样，这个人就可以在短时间拿到一大笔现金，解决燃眉之急，代价是，在之后的11个月间，他除了上交1000元外，还要缴纳至少10%的利息，也就是每个月要缴1100元。

由此，抽签抽到“二”的人，可以到手12100元，以此类推，越后面的人得到的总金额越高。这曾经是一种民间的借贷和放贷手段，是做生意的人用来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

张春兰在回家后，仔细算了一笔和张冬兰同样的账，算完，她和几个哥哥嫂嫂嘀嘀咕咕了会，拉了一个名为“凑银会”的群。她没有解释太多，凑银会这个名字已经赋予了整个行为足够的含义，对做人情感到困难的，不仅是张冬兰和张春兰，很多没有外出务工，也没有挣到大钱的亲戚也是这么觉得的。

张春兰和同一代的人们，面对的局面是很相似的。他们都被人情圈子里越发频繁的人情往来和少数占据优势的人裹挟，不得不在人情上花费甚多。但她们无力改变，只能以传统的“凑银会”形式来相互帮助。凑银会的历史很久，但用在“还人情”上显得少见。

根据张春兰的说法，这种形式的“银会”在一年前逐渐被人提起。她就是从隔壁村的亲戚口中得到了启发。张春兰把银会参与者限定在了家庭成员之中，从张冬兰，到自己的哥哥嫂子。这些人本身就是人情圈子中的一部分。她们都或多或少地察觉了彼此在人情往来中的弱势和困难，所以选择凑银会，她们没有人会承认凑到的钱会用来“做人情”，但在内心，她们都知道彼此会这么做。

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中分析过江村的“做人情”问题。这些分析，用在张坊村也颇为合适。费孝通认为礼仪开支与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有着密切联系：出生、结婚、死亡。

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开支是一家不可缺少的负担。彩礼和嫁妆是新家庭必要的准备，丧葬安排是处理死者所必须的措施。个人生活及其相关的社会群体所发生的这些红白大事里产生出来的感情，使得这些礼仪得到更加精心的安排，并且花费相当的钱财。当一种礼仪程序被普遍接受之后，人们就不得不付出这笔开销，否则他就不能通过这些人生的关口。

但这种人情往来有情感上的价值：各种宴会为亲戚们提供了一个相聚的机会，对新建立的亲属纽带予以承认，对旧有的关系加以巩固。亲属纽带不仅仅是感情上的关系，它还调节各种类型的社会关系。从经济角度来看，它规定了人们的相互义务，以及定期互赠的礼物，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经济援助的渠道。

从礼仪事务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礼仪开支在家庭预算会占很高的百分比。同样是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记叙，在江村，一个普通的4口之家，每年礼仪开支为全部开支的7分之1。

在费孝通的眼中，江村的礼仪开支不全然是浪费和奢侈的，这些开支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当今的张坊村，情况又有些不同，张家姐妹倾向于把人情看成是一种束缚，她们被困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