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有尊严地活着。”
杭州，晚上8点，我到了黄牛肉火锅店。刚下车，手机就响了，我掏出手机，便看到了打电话的人——周齐，他举着手机正盯着我。
去年5月，我们和周齐聊过一次，那时，他正准备起诉杨永信。1年过去，“起诉杨永信”仍然是一件“快要成了，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的事。起诉停顿了，周齐却变化很大。我见到周齐时，他穿着一件沾了不少褐色污点的黑色上衣，右手抓着手臂，我们一坐下，他掏出手机，想要点单，被我拒绝后，挥手喊服务员“来两瓶啤酒”，没等我开口，他拿手机付了钱。等这两瓶啤酒喝完，他又要了两瓶。
从网戒中心出来后，周齐喝出了酒瘾。他像抽烟一样凶地喝酒，去年2月起，连续8个月，他每天喝6到8瓶啤酒，一个月“花下去千八百块”。他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喝酒，只是“觉得心里空洞洞的一片，只能用酒浇灌”。在见我之前，他为了工作，戒了一段时间酒，最近又喝上了，说不出为什么。
原因也许和钱有关。2018年，周齐宣布要起诉杨永信，得到了很多关注——这点可以用数据证明，他把手机塞到我手里，里面是他写的一篇控诉杨永信的博文，阅读量有1300多万，“因为报警了杨永信，一晚上有十几个记者找上门”。
他对两个人印象很深。第一个人是“搞自媒体”的，微博联系上周齐，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文章中，他自称是周齐的朋友，转载了周齐关于网戒中心的描述。文章阅读量“瞬间超过了10万”，最后，他给周齐转了3000元，周齐没收。
第二个人是记者。去年5月，山东临沂的公安局联系了周齐，告诉他“欢迎回本地报案”。从杭州到临沂，从买票到吃、住，周齐花了几千，到临沂后，他又请本地的朋友吃饭，总共花了2000多元。
报案后，周齐回到杭州“等消息”，一等就是1个多月，临沂那边没有进展，记者也没发报道。这时，周齐身上只剩下几百元。
周齐暂时放下起诉杨永信的念头，开始努力找工作，想办法挣钱。他的第一份工作在食品厂，干了3天，从货车上卸白糖，100斤一袋，他“身体有点弱，搬得慢”，很快没干了。第二份工作是租房中介，“一天到晚蹲在中介处，尽是发小红书，还没提成”。干了两天，他主动走了。
那段时间，周齐戒了烟酒，靠在一款网络游戏里打金挣钱，每天从中午12点打到凌晨1点，每个月能收入4000多元，干了3个月，他把挣到的钱又投回游戏，计划囤某种升级道具——他发现往年这款游戏都会在年底举行嘉年活动，是卖道具发财的机会，于是准备在年底“大干一场”。结果他“倒了霉”，年年都有的活动，唯独去年没有，钱都赔进去了。
这时，周齐算是彻底没钱了。2024年4月11日，我刚联系上周齐时，他就对我说：“这些年收入很低，比较穷。”不过，比起钱，他更担心没热度。就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天，周齐才接受完一场采访，和去年3月不同，今年找他的记者很少，他把这场采访看得很重。同时，他向法院提交了起诉资料，还在等受理回复，这一个星期的空隙，是他最怀有希望的时候。
在电话里，他说：“如果（法院）能受理，应该大家就很关注了，甚至都不用说等开庭，对吧？”他反问我，没等我回答，又说：“现在真的手头紧。”
一周过去，法院没回复，两周后，法院通知周齐，起诉没能被受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希望在消失，打了好几遍政府求助热线，他把希望都放在报道上，报道也一直在审稿，拖着还没发。
2024年5月17日，晚上，周齐忽然找我，对我说，自己欠了网贷，21日要还1700元。今年以来，周齐从网游中得到的收入少了很多，每个月只收入两三千元，还贷很吃力，他在发愁。他觉得没了希望，又开始喝酒。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混到现在这个地步，我感觉是，父母做的种种事情把我脑子影响了。”
火锅店的人逐渐多了，热气蒸腾，周齐很少吃东西，总是在倒酒，给自己倒酒，给我倒酒，他的眼睛总是眯着的，眼神很少凝聚在我的身上，大部分时候都是分散的。在举杯那一刻，他的眼睛会睁开点，像是努力思考什么。喝完第3瓶酒，他拍了拍袖子，说自己以前“很有钱”，就是父母一直在打压他，“打得我这个人脑子有点问题”。
发愁才喝酒，没钱才发愁，周齐说，自己“脑子有问题”才没钱。
他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没钱，但很少和人说自己欠了网贷。他欠的最早一笔网贷在10个月前，也就是说，去年囤积道具时，他不仅把之前的积蓄都投了进去，还投了网贷，加上因为网上维权的事，几个月没工作，他欠下了一笔钱，每个月要还两千。头几个月，他还能用自己挣到的钱一点点还上。随着游戏更新，收入下降，他不得不靠借钱来维持生活，他找亲戚借钱，前后几万块，他不愿意提到这点，觉得有点羞耻。因为这钱他不用还，亲戚会找他父亲要。此外，他还从网上借钱。
周齐每个月发愁3次，分别在7日、17日和21日，这几天是还贷日。在我们见面的两天前，他从“抖音”里借出了1000元，很得意地和我说“自己还有额度”，可以用来还6月8日的370元，“这样的话，下个月这个日子，就只需要还170元了”。他和我算数，在6月17日，还要还525元，6月21日要还1200元，他的应对方式是“到时候看嘛，想办法”。
到6月13日为止，周齐总共欠了近4万元。在他心里，这都是在“倒霉”。在过去，这种倒霉总是和父母有关系。
小时候，父母把周齐丢在家，作为留守儿童，周齐觉得自己天生比别人矮一头，既营养不良，也没有自信。和父母“面对面吃饭，直接一双筷子就丢我脸上，什么原因也没有”。初中时，有一天晚上，他“不知道为什么”跳起来往窗户冲去，像是想要跳楼，他的意识很清楚，但无力阻止自己，有人把他拦下来，“出现幻觉了”。
后来，他把这件事看作最早“脑子出问题”的征兆。年龄大一些后，他开始恋爱，恋爱为他带来自信，但他总“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和女孩分手。有一次，他遇到一个女孩，女孩愿意带他回家，请他吃饭，结果他还是和她分手了，觉得“太粘人了”。事后，他又后悔，恨自己“太情绪化”。
这种“情绪化”被周齐解释为“忽然觉得没意思了，不重要了”。周齐相信，是父母对他的抛弃、打压导致了这种不正常。被送到网戒中心前，周齐还能出于情绪化和父母吵架，或者逃跑。
网戒中心的经历，让周齐不能逃离父母。
从网戒中心出来后，周齐完全不敢对抗父母，只能把精力用在挣钱上，2011年到2016年是他事业的上升期，他开网店，靠着独特的营销方式迅速火了起来，收入很高。与此同时，他觉得，父母在用各种方式给他找麻烦。
生意上，父亲建议他“搞个办公地点，多请点员工”，周齐同意了，最后亏了不少钱；感情上，周齐和女友选好的小房子，母亲不同意，退了以后，买了户型更大的烂尾楼，买房的钱导致生意的资金链断了，收入大不如前。
更让周齐无法忍受的，是父母对他的一种打压式的态度。他把这种态度形容为“性格恶劣，总是试图找我的麻烦，靠看我出丑为乐”。有一次，周齐手下的员工利用支付平台的漏洞转走他的钱，他的父亲站在员工角度骂他，挨骂时，周齐感到痛苦和困惑，但等他抬起头，他清楚地看见父亲正“头摇来摇去，很陶醉”。
从理性上，周齐认为父母并不爱他，因为他们不只他一个孩子，不用靠他养老，他以此解释父母处处要和他作对的困惑；从感性上，他相信父母也“脑子有问题”，他记得母亲有一次吵架，差点把大妈（周齐家乡方言中对亲戚的称呼，指“父亲的哥哥的妻子”）的耳朵咬掉，没人愿意和他父亲当朋友、吃饭。
这些都是周齐后面分析出来的。在2018年之前，他只能凭情绪知道父母在给他带来痛苦，却无法真正否定父母，不仅是网戒中心让他服从，更是传统的孝道观念让他“想不到太多”。
对周齐来说，2016年是个分水岭，那时，他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之后，他心里积累的怨气在2018年的一天终于爆发：又一次被父母骂了一顿后，周齐觉得“憋屈”，想要出口气，于是回到房间，写了《开网店被送杨永信的网戒中心，离开后这十年》的文章，发出去后热度很高，最后又被他删了，但他从评论中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尤其认清了父母的问题。
上面提到的父母的过错，都是他在那之后开始总结的。最终，周齐在2023年逃离了余姚，他曾经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地方。“离开他们还有可能发生好事，不然，就算好起来也会慢慢没的。”
饭桌上，周齐告诉我“虽然现在收入低”，但“烦恼比以前少”，其中就包括父亲不再来烦他了，因为“我过得底层，他觉得找我没什么意思”。四五年前，母亲老年痴呆的消息传来，周齐没露出什么表情，他没直言恨父母，只是重复说父母让自己“脑子有问题”。
我问：“你觉得如果父母向你道歉，会让你情绪更稳定些吗？”
周齐摇了摇头，眼睛没有看我：“他们不会承认的。”
周齐对杨永信持同样态度，但这并不代表他会“放过杨永信”，因为他觉得“没有了杨永信，才能真的远离父母”。所以，周齐想“让杨永信坐牢”，不仅是因为想“出一口气”，也是想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一天天过去，“抓杨永信”成为他习惯性的动作。
3周前的一天，凌晨1点，周齐照常下机，出门吃饭、喝酒。没多久，他喝醉了，清醒时眼前站着警察，才想起自己报了警。警察看到醉醺醺的周齐，只能送他回家。周齐第一次坐警车，他觉得“很难忘”。
“（杭州）警察还是很好的”，他对我说，就是对“抓杨永信”没帮助。因为周齐报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抓杨永信”。一开始，他还用小程序报过警，报完，他躺下睡觉，才闭眼，电话就打过来了，对方态度很和蔼地问他“是不是网上报警了”，然后告诉他，要回临沂报警。6月初，他给临沂公安法院打电话，但对方一听是他，“消息也不回了”。
6月6日，还贷前一天，周齐忽然说要请我吃饭。那天，他做了网戒中心相关的短视频，配上字幕，发到抖音，拿下了20多万的播放量，很多人给他评论，他觉得“这不算啥”，琢磨要怎么把账号“做大”。
周齐向我展示过他的微博的收益页面：“每天只有几毛钱，从注册微博到现在，只有几百块收入。”他今年37岁了，身体瘦弱，不愿意、也很难再通过体力劳动挣钱。因为 “在互联网方面有经验”，他把起诉杨永信的希望，一部分寄托在抖音。而在抖音，播放量并不能带来收益，要靠粉丝。我们喝酒时，周齐会忽然低头拨弄手机，然后把手机递给我，让我看抖音粉丝数，他觉得涨粉太慢了。
酒喝完，桌上热气稀薄，有10来分钟，周齐沉默了。然后，他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做不做视频”。他觉得发视频才能热度大，有热度，才能让更多人关注这件事、关注他。但关键在于“怎么搞”，一开始，他尝试口述，后来觉得“要真人出镜”。6月23日，他开了直播“讲杨永信相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直播间被封了，“可能是涉及到了电击之类的违禁词”。
周齐很在乎自己的个人形象。从我们第一次接触起，他一直对我维持着一种“体面”。见面第二天，他给我发了家自助餐店：“这家自助只要16元，菜品非常不错。”我没看消息，10分钟后，他说：“本来想请你吃饭的，下次吧。”
有一段时间，周齐还尝试过节食减肥，瘦了10斤，去理发店，有人说他看起来二十七八岁，让他很高兴。每天晚上睡前，他都会看最近的新闻，因为“不想和社会太脱节”。
他喜欢反复看关于自己的文章。一篇文章提到了他的家人，让他很生气，他觉得“没得到他同意就找家里人，既是打扰，也是在绕过他，是没有遵守约定”。他担心之后有热度了，会有记者去找他亲戚，那些不了解他的亲戚会“胡乱说话”。还有一篇文章的评论区里有人“黑”他，他私下觉得因为记者不够“有水平”。他对外界眼中的自己十分执著，他相信，总有一天会开庭，那时，自己的一切都会被放在聚光灯下，“可能会有人黑我”。
后来，周齐的想法又变了。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只要有热度就行，不能全是正面评论，要有一些负面评论。”
即便临近还贷期限，他也不想被人指责“利用受害者身份收钱”。他听说了“胖猫”的事，不想在“开庭”前造成负面影响。“你只要火了，就有人说你，对吧？你是不是为了博眼球？对我来说，最理想的是，到时候可能有赔偿。”
对周齐来说，每次记者来访都是个机会。好坏都有，他怀疑有些记者来出来采访是在“挣外快”，因为他们“采访完，不写东西”，他又为了礼貌“最少请他们一顿饭”，还有些记者“虐气很重”。周齐认为，重点在于辨别哪些记者值得配合，他很后悔之前没有好好把关，选好记者。但是，关于自己过去的叙述，包括网戒中心、杨永信、父母，周齐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清楚明了，而是在不断地采访和自述中逐渐完善。
周齐知道关注者和来访者爱听什么。我们蹲在杭州的一条街道的台阶上，夜风从左手边吹来，周齐抬起手，指着街道尽头的方向说，那是他的家。“你看起来这条街很繁华，但那边就是农村了，住着其实很不错的。”过了会，他补上一句，“让我替你想想有什么新鲜、没说过的料，我们争取写好点。”
在周齐的生活中，围绕着杨永信发声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只有这一件事能抓住。他把“起诉”看作意义很大的目标，相信只要能“起诉有进展，甚至不用成功，能开庭就行”，他的生活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过得很差。
这是周齐现在的人生，他的忧愁来自于“过得不好”，也就是没钱。让他“脑子出问题”的父母“比起让自己过得更好点，（他们）不是很重要了”。在刚刚离开临沂四院那段时间，他把挣钱当作生活的唯一目标，让自己慢慢忘记杨永信。收入对他很重要，直到现在，他仍然为没有收入感到羞耻，觉得自己堕落了，“在车、房子卖了以后，我是慢慢自甘堕落了，收入很低”。
周齐逃离家庭、起诉杨永信、欠债，驱动他做这么多的，是他想要过上正常人的日子，“挣钱，买房，有个老婆”，不然“眼前的生活没有尽头，熬不下去”。
杨永信是阻碍他“向上爬”的最关键一环，当起诉杨永信没有进展时，他便停在了人生的低谷。
周齐恨杨永信，这种恨是朴素的，因为杨永信让他过得不好，但他知道，绝不能因为恨杨永信而让自己过得更不好。
周齐的网名是“为了有尊严的活着”，活得不好，就没有尊严。周齐心里，“告倒杨永信”和“活得有尊严”是一件事，不仅是要出一口气，更关键的是要生活好点，走出低谷。
他希望“起诉杨永信”能有进展，在起诉过程中，既告倒杨永信，也让自己翻身、得到帮助。现在，他的希望和打官司一起停顿了，这让他有点忧愁，有些焦躁。
杭州的郊外潮湿、闷热，酒瓶已经见底了。周齐摸着酒瓶，看了看我，我摇头，他把最后一点酒倒在杯里，一手撑着下巴，一手举起酒杯：“我以前有段时间生活很好的，现在生活却这样差。”他说，“我只要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这么点要求了，不要有债。”他把杯里的啤酒一饮而尽，又重复了一遍，“不要外面有债”。
（文中周齐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