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杨永信的周齐,停在谷底

“为了有尊严地活着。”

编辑彭楚微2024年06月24日 21时59分

杭州,晚上8点,我到了黄牛肉火锅店。刚下车,手机就响了,我掏出手机,便看到了打电话的人——周齐,他举着手机正盯着我。

去年5月,我们和周齐聊过一次,那时,他正准备起诉杨永信。1年过去,“起诉杨永信”仍然是一件“快要成了,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的事。起诉停顿了,周齐却变化很大。我见到周齐时,他穿着一件沾了不少褐色污点的黑色上衣,右手抓着手臂,我们一坐下,他掏出手机,想要点单,被我拒绝后,挥手喊服务员“来两瓶啤酒”,没等我开口,他拿手机付了钱。等这两瓶啤酒喝完,他又要了两瓶。

周齐吃得很少,大部分时间在喝酒

从网戒中心出来后,周齐喝出了酒瘾。他像抽烟一样凶地喝酒,去年2月起,连续8个月,他每天喝6到8瓶啤酒,一个月“花下去千八百块”。他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喝酒,只是“觉得心里空洞洞的一片,只能用酒浇灌”。在见我之前,他为了工作,戒了一段时间酒,最近又喝上了,说不出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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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也许和钱有关。2018年,周齐宣布要起诉杨永信,得到了很多关注——这点可以用数据证明,他把手机塞到我手里,里面是他写的一篇控诉杨永信的博文,阅读量有1300多万,“因为报警了杨永信,一晚上有十几个记者找上门”。

他对两个人印象很深。第一个人是“搞自媒体”的,微博联系上周齐,写了一篇公众号文章,文章中,他自称是周齐的朋友,转载了周齐关于网戒中心的描述。文章阅读量“瞬间超过了10万”,最后,他给周齐转了3000元,周齐没收。

第二个人是记者。去年5月,山东临沂的公安局联系了周齐,告诉他“欢迎回本地报案”。从杭州到临沂,从买票到吃、住,周齐花了几千,到临沂后,他又请本地的朋友吃饭,总共花了2000多元。

报案后,周齐回到杭州“等消息”,一等就是1个多月,临沂那边没有进展,记者也没发报道。这时,周齐身上只剩下几百元。

周齐暂时放下起诉杨永信的念头,开始努力找工作,想办法挣钱。他的第一份工作在食品厂,干了3天,从货车上卸白糖,100斤一袋,他“身体有点弱,搬得慢”,很快没干了。第二份工作是租房中介,“一天到晚蹲在中介处,尽是发小红书,还没提成”。干了两天,他主动走了。

曾经有人给周齐介绍工作

那段时间,周齐戒了烟酒,靠在一款网络游戏里打金挣钱,每天从中午12点打到凌晨1点,每个月能收入4000多元,干了3个月,他把挣到的钱又投回游戏,计划囤某种升级道具——他发现往年这款游戏都会在年底举行嘉年活动,是卖道具发财的机会,于是准备在年底“大干一场”。结果他“倒了霉”,年年都有的活动,唯独去年没有,钱都赔进去了。

这时,周齐算是彻底没钱了。2024年4月11日,我刚联系上周齐时,他就对我说:“这些年收入很低,比较穷。”不过,比起钱,他更担心没热度。就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天,周齐才接受完一场采访,和去年3月不同,今年找他的记者很少,他把这场采访看得很重。同时,他向法院提交了起诉资料,还在等受理回复,这一个星期的空隙,是他最怀有希望的时候。

在电话里,他说:“如果(法院)能受理,应该大家就很关注了,甚至都不用说等开庭,对吧?”他反问我,没等我回答,又说:“现在真的手头紧。”

法院给周齐的回复

一周过去,法院没回复,两周后,法院通知周齐,起诉没能被受理。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希望在消失,打了好几遍政府求助热线,他把希望都放在报道上,报道也一直在审稿,拖着还没发。

2024年5月17日,晚上,周齐忽然找我,对我说,自己欠了网贷,21日要还1700元。今年以来,周齐从网游中得到的收入少了很多,每个月只收入两三千元,还贷很吃力,他在发愁。他觉得没了希望,又开始喝酒。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混到现在这个地步,我感觉是,父母做的种种事情把我脑子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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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锅店的人逐渐多了,热气蒸腾,周齐很少吃东西,总是在倒酒,给自己倒酒,给我倒酒,他的眼睛总是眯着的,眼神很少凝聚在我的身上,大部分时候都是分散的。在举杯那一刻,他的眼睛会睁开点,像是努力思考什么。喝完第3瓶酒,他拍了拍袖子,说自己以前“很有钱”,就是父母一直在打压他,“打得我这个人脑子有点问题”。

发愁才喝酒,没钱才发愁,周齐说,自己“脑子有问题”才没钱。

他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没钱,但很少和人说自己欠了网贷。他欠的最早一笔网贷在10个月前,也就是说,去年囤积道具时,他不仅把之前的积蓄都投了进去,还投了网贷,加上因为网上维权的事,几个月没工作,他欠下了一笔钱,每个月要还两千。头几个月,他还能用自己挣到的钱一点点还上。随着游戏更新,收入下降,他不得不靠借钱来维持生活,他找亲戚借钱,前后几万块,他不愿意提到这点,觉得有点羞耻。因为这钱他不用还,亲戚会找他父亲要。此外,他还从网上借钱。

周齐每个月发愁3次,分别在7日、17日和21日,这几天是还贷日。在我们见面的两天前,他从“抖音”里借出了1000元,很得意地和我说“自己还有额度”,可以用来还6月8日的370元,“这样的话,下个月这个日子,就只需要还170元了”。他和我算数,在6月17日,还要还525元,6月21日要还1200元,他的应对方式是“到时候看嘛,想办法”。

到6月13日为止,周齐总共欠了近4万元。在他心里,这都是在“倒霉”。在过去,这种倒霉总是和父母有关系。

父母是周齐反复提起的话题

小时候,父母把周齐丢在家,作为留守儿童,周齐觉得自己天生比别人矮一头,既营养不良,也没有自信。和父母“面对面吃饭,直接一双筷子就丢我脸上,什么原因也没有”。初中时,有一天晚上,他“不知道为什么”跳起来往窗户冲去,像是想要跳楼,他的意识很清楚,但无力阻止自己,有人把他拦下来,“出现幻觉了”。

后来,他把这件事看作最早“脑子出问题”的征兆。年龄大一些后,他开始恋爱,恋爱为他带来自信,但他总“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和女孩分手。有一次,他遇到一个女孩,女孩愿意带他回家,请他吃饭,结果他还是和她分手了,觉得“太粘人了”。事后,他又后悔,恨自己“太情绪化”。

这种“情绪化”被周齐解释为“忽然觉得没意思了,不重要了”。周齐相信,是父母对他的抛弃、打压导致了这种不正常。被送到网戒中心前,周齐还能出于情绪化和父母吵架,或者逃跑。

网戒中心的经历,让周齐不能逃离父母。

从网戒中心出来后,周齐完全不敢对抗父母,只能把精力用在挣钱上,2011年到2016年是他事业的上升期,他开网店,靠着独特的营销方式迅速火了起来,收入很高。与此同时,他觉得,父母在用各种方式给他找麻烦。

生意上,父亲建议他“搞个办公地点,多请点员工”,周齐同意了,最后亏了不少钱;感情上,周齐和女友选好的小房子,母亲不同意,退了以后,买了户型更大的烂尾楼,买房的钱导致生意的资金链断了,收入大不如前。

更让周齐无法忍受的,是父母对他的一种打压式的态度。他把这种态度形容为“性格恶劣,总是试图找我的麻烦,靠看我出丑为乐”。有一次,周齐手下的员工利用支付平台的漏洞转走他的钱,他的父亲站在员工角度骂他,挨骂时,周齐感到痛苦和困惑,但等他抬起头,他清楚地看见父亲正“头摇来摇去,很陶醉”。

从理性上,周齐认为父母并不爱他,因为他们不只他一个孩子,不用靠他养老,他以此解释父母处处要和他作对的困惑;从感性上,他相信父母也“脑子有问题”,他记得母亲有一次吵架,差点把大妈(周齐家乡方言中对亲戚的称呼,指“父亲的哥哥的妻子”)的耳朵咬掉,没人愿意和他父亲当朋友、吃饭。

这些都是周齐后面分析出来的。在2018年之前,他只能凭情绪知道父母在给他带来痛苦,却无法真正否定父母,不仅是网戒中心让他服从,更是传统的孝道观念让他“想不到太多”。

对周齐来说,2016年是个分水岭,那时,他的生意开始走下坡路。之后,他心里积累的怨气在2018年的一天终于爆发:又一次被父母骂了一顿后,周齐觉得“憋屈”,想要出口气,于是回到房间,写了《开网店被送杨永信的网戒中心,离开后这十年》的文章,发出去后热度很高,最后又被他删了,但他从评论中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尤其认清了父母的问题。

“父母”和“杨永信”总是连在一起的

上面提到的父母的过错,都是他在那之后开始总结的。最终,周齐在2023年逃离了余姚,他曾经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地方。“离开他们还有可能发生好事,不然,就算好起来也会慢慢没的。”

饭桌上,周齐告诉我“虽然现在收入低”,但“烦恼比以前少”,其中就包括父亲不再来烦他了,因为“我过得底层,他觉得找我没什么意思”。四五年前,母亲老年痴呆的消息传来,周齐没露出什么表情,他没直言恨父母,只是重复说父母让自己“脑子有问题”。

我问:“你觉得如果父母向你道歉,会让你情绪更稳定些吗?”

周齐摇了摇头,眼睛没有看我:“他们不会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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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齐对杨永信持同样态度,但这并不代表他会“放过杨永信”,因为他觉得“没有了杨永信,才能真的远离父母”。所以,周齐想“让杨永信坐牢”,不仅是因为想“出一口气”,也是想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一天天过去,“抓杨永信”成为他习惯性的动作。

3周前的一天,凌晨1点,周齐照常下机,出门吃饭、喝酒。没多久,他喝醉了,清醒时眼前站着警察,才想起自己报了警。警察看到醉醺醺的周齐,只能送他回家。周齐第一次坐警车,他觉得“很难忘”。

“(杭州)警察还是很好的”,他对我说,就是对“抓杨永信”没帮助。因为周齐报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抓杨永信”。一开始,他还用小程序报过警,报完,他躺下睡觉,才闭眼,电话就打过来了,对方态度很和蔼地问他“是不是网上报警了”,然后告诉他,要回临沂报警。6月初,他给临沂公安法院打电话,但对方一听是他,“消息也不回了”。

6月6日,还贷前一天,周齐忽然说要请我吃饭。那天,他做了网戒中心相关的短视频,配上字幕,发到抖音,拿下了20多万的播放量,很多人给他评论,他觉得“这不算啥”,琢磨要怎么把账号“做大”。

周齐向我展示过他的微博的收益页面:“每天只有几毛钱,从注册微博到现在,只有几百块收入。”他今年37岁了,身体瘦弱,不愿意、也很难再通过体力劳动挣钱。因为 “在互联网方面有经验”,他把起诉杨永信的希望,一部分寄托在抖音。而在抖音,播放量并不能带来收益,要靠粉丝。我们喝酒时,周齐会忽然低头拨弄手机,然后把手机递给我,让我看抖音粉丝数,他觉得涨粉太慢了。

周齐在抖音发了很多相关视频

酒喝完,桌上热气稀薄,有10来分钟,周齐沉默了。然后,他问我“一个月挣多少钱,做不做视频”。他觉得发视频才能热度大,有热度,才能让更多人关注这件事、关注他。但关键在于“怎么搞”,一开始,他尝试口述,后来觉得“要真人出镜”。6月23日,他开了直播“讲杨永信相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直播间被封了,“可能是涉及到了电击之类的违禁词”。

周齐很在乎自己的个人形象。从我们第一次接触起,他一直对我维持着一种“体面”。见面第二天,他给我发了家自助餐店:“这家自助只要16元,菜品非常不错。”我没看消息,10分钟后,他说:“本来想请你吃饭的,下次吧。”

有一段时间,周齐还尝试过节食减肥,瘦了10斤,去理发店,有人说他看起来二十七八岁,让他很高兴。每天晚上睡前,他都会看最近的新闻,因为“不想和社会太脱节”。

他喜欢反复看关于自己的文章。一篇文章提到了他的家人,让他很生气,他觉得“没得到他同意就找家里人,既是打扰,也是在绕过他,是没有遵守约定”。他担心之后有热度了,会有记者去找他亲戚,那些不了解他的亲戚会“胡乱说话”。还有一篇文章的评论区里有人“黑”他,他私下觉得因为记者不够“有水平”。他对外界眼中的自己十分执著,他相信,总有一天会开庭,那时,自己的一切都会被放在聚光灯下,“可能会有人黑我”。

后来,周齐的想法又变了。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只要有热度就行,不能全是正面评论,要有一些负面评论。”

即便临近还贷期限,他也不想被人指责“利用受害者身份收钱”。他听说了“胖猫”的事,不想在“开庭”前造成负面影响。“你只要火了,就有人说你,对吧?你是不是为了博眼球?对我来说,最理想的是,到时候可能有赔偿。”

对周齐来说,每次记者来访都是个机会。好坏都有,他怀疑有些记者来出来采访是在“挣外快”,因为他们“采访完,不写东西”,他又为了礼貌“最少请他们一顿饭”,还有些记者“虐气很重”。周齐认为,重点在于辨别哪些记者值得配合,他很后悔之前没有好好把关,选好记者。但是,关于自己过去的叙述,包括网戒中心、杨永信、父母,周齐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清楚明了,而是在不断地采访和自述中逐渐完善。

周齐知道关注者和来访者爱听什么。我们蹲在杭州的一条街道的台阶上,夜风从左手边吹来,周齐抬起手,指着街道尽头的方向说,那是他的家。“你看起来这条街很繁华,但那边就是农村了,住着其实很不错的。”过了会,他补上一句,“让我替你想想有什么新鲜、没说过的料,我们争取写好点。” 

在周齐的生活中,围绕着杨永信发声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只有这一件事能抓住。他把“起诉”看作意义很大的目标,相信只要能“起诉有进展,甚至不用成功,能开庭就行”,他的生活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过得很差。

周齐在经常微博表达自己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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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周齐现在的人生,他的忧愁来自于“过得不好”,也就是没钱。让他“脑子出问题”的父母“比起让自己过得更好点,(他们)不是很重要了”。在刚刚离开临沂四院那段时间,他把挣钱当作生活的唯一目标,让自己慢慢忘记杨永信。收入对他很重要,直到现在,他仍然为没有收入感到羞耻,觉得自己堕落了,“在车、房子卖了以后,我是慢慢自甘堕落了,收入很低”。

周齐逃离家庭、起诉杨永信、欠债,驱动他做这么多的,是他想要过上正常人的日子,“挣钱,买房,有个老婆”,不然“眼前的生活没有尽头,熬不下去”。 

杨永信是阻碍他“向上爬”的最关键一环,当起诉杨永信没有进展时,他便停在了人生的低谷。

周齐恨杨永信,这种恨是朴素的,因为杨永信让他过得不好,但他知道,绝不能因为恨杨永信而让自己过得更不好。

周齐的网名是“为了有尊严的活着”,活得不好,就没有尊严。周齐心里,“告倒杨永信”和“活得有尊严”是一件事,不仅是要出一口气,更关键的是要生活好点,走出低谷。

他希望“起诉杨永信”能有进展,在起诉过程中,既告倒杨永信,也让自己翻身、得到帮助。现在,他的希望和打官司一起停顿了,这让他有点忧愁,有些焦躁。

杭州的郊外潮湿、闷热,酒瓶已经见底了。周齐摸着酒瓶,看了看我,我摇头,他把最后一点酒倒在杯里,一手撑着下巴,一手举起酒杯:“我以前有段时间生活很好的,现在生活却这样差。”他说,“我只要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这么点要求了,不要有债。”他把杯里的啤酒一饮而尽,又重复了一遍,“不要外面有债”。

(文中周齐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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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彭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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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复杂的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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