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所有寄生虫都想要自己的产物比自己活得更长一些，这是益虫做不到的事情，这是提供消遣者的责任。
约瑟夫·布罗斯基是位桂冠诗人，也是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出生于苏联，少年辍学，很早就开始在当时的地下刊物上发表诗作。后来他被苏联当局抓住判了五年刑，罪名是“社会寄生虫”。
刚刚读到这个罪名的时候，我确实是打了个哆嗦。如果这罪名在今天依旧成立，那游戏行业怕是有一大半人都跑不掉。对当年的苏联来说，诗人是种不大有用的东西；他们不耕种、不纺织、不锻造，他们甚至不烹饪！——而他们做的就只是给人们提供闲下来时读读的东西，只是娱乐，只是感触，只是或许过多的思想。这倒是颇类似于手游行业在传统行业眼中的样子，我们不炼钢不炼铁，我们不物流不运输，我们不创造任何有形的东西，我们吸收其他行业的利润，我们简直就是寄生虫。
手游为玩家提供的是填充碎片时间的消遣，如果玩家吃不饱穿不暖，那也就想不起这回事儿来。说到底，手游也好，游戏也罢，这些事物都建立于社会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就好比诗人总得有面包和牛奶才能提炼生活。在传统思维中凡是无形的东西都是无用的，它们就类似于身体各处储存的脂肪，一旦发生动荡，社会就要首先把它们燃烧掉。
而所谓寄生虫可不光是无用而已，布罗斯基的诗歌被认为是有害的，他不但不生产，还用糟糕的东西影响别人的生产。游戏也被认为是有害的，它不但不创造“实际”价值，还耽误其他人创造价值。苏联对付寄生虫的办法是把他撵到极北的农场去接受改造，而后又将他驱逐出境，终生没再见到自己的父母。但异端不害怕孤独，诗人曾提到过被流放让他安静的读书和冥想，“我一生不会有更好的日子”。我们的社会也曾试图把游戏赶尽杀绝，而游戏行业在被打压的那些年里也一样偷偷摸摸却又坚强异常地成长着；它再次露头的时候，过去的质疑者都禁不住吃了一惊。电竞选手年薪上百万啦，手游大作流水破亿啦，同时在线好几百万啦；传统行业困惑地看着什么都不出产的寄生虫们突然大把赚钱，那感觉大概类似于隔壁家里蹲的青年突然拿了什么诗歌比赛一等奖，奖品还是辆崭新的小轿车。
游戏行业实在是太渴望融入主流之中了，它格外卖力地宣示着自己的富裕。有朋友曾提起过某游戏公司老板年末推着手推车发奖金，车上全是现钞，“存进卡里什么的，不够带劲儿”。这个昔日不招人待见的孩子正加倍努力地世俗化，它从其他行业学会了好多原本看不上的东西，它吹牛时说出的话连它自己都不信。我们在马路上遇见前男/女友也常有这种心情，迫切地希望自己今天穿了最贵的衣服带了最粗的金链子租了最贵的车，无论实际上幸福与否，反正就是不想被那个人或者那些人给看扁了。
寄生虫布罗茨基后来于纽约去世，他坚持用俄语写作，但俄罗斯并没有和他达成和解。他身上那种不事生产、碍眼的寄生虫气息从未消散：他依旧不耕种、不纺织、不锻造，甚至不烹饪，但他努力推介俄语诗歌，把许多优秀的作家带到了美国佬的视线之中。但手游行业倒是眼看着就要与传统达成和解了。游戏行业从业者们入行时保持着各种各样的梦想，这些梦想多半都是有关怎么尽可能高效地压榨玩家游戏时间、怎么尽可能让游戏更具有成瘾性；而现在所有梦想都被统一为了数值。这个行业大概是能安全一阵子的，因为它已经不值得去打压和克制。从前游戏行业要抱怨的是黑暗与压迫，现在它的问题来自自己。它只是一种消费方式，它不再代表着某种让主流不高兴的东西，它已经是益虫了，你看，它的背上有七颗星。
布罗茨基在诺奖致词中曾经提到：写诗的人写诗，并不是因为他指望死后的荣光，虽然他也时常希冀一首诗能比他活得更长，哪怕是稍长一些。我想所有寄生虫都想要自己的产物比自己活得更长一些，这是益虫做不到的事情，这是提供消遣者的责任。
有关布罗茨基的更多故事，不妨参见他的随笔集《小于一》（Less than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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