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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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最近很烦躁。他看着面前的奏章，久久无法落笔。

两个时辰前，东厂的探子在王尚书的家里发现了一件黄袍，上面还有六七个地方绣着“执此处劝进”。一件真正的黄袍！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被称为威胁皇权的信号的话，那么黄袍绝对是其中优先级最高的物品之一。

更可怕的是这并非是孤立事件，这件黄袍是两天内继刘侍郎家中的前朝遗诏、高将军家中的白色狐狸和朱将军家中的独眼石人后，东厂发现的第四件“谋逆皇权”的物品。除了这些东西，在最近的一旬中，大理寺还在超过60名高级官员家中搜到了数百支万民伞和超过30只瑞兽。这些事情在帝国的政治圈内掀起了血雨腥风。

皇帝非常烦躁，这种烦躁甚于两三天前。

这些有谋反嫌疑的臣子——作为一个具备朴素明君思想的君主，他下意识地学会了区分“嫌疑”和“事实”——在被搜出这些东西之前没有显露出半点风声。非但如此，他们还可以算是最忠诚的大臣之一，任何人都无法怀疑他们的忠诚，就拿王尚书来讲，为帝国屡建奇功，早朝排位令人艳羡，前门外为王尚书全家赶制的“满门忠良”牌坊刚立起来，后脚就从家里搜出了黄袍！

皇帝又记起三天前将刘侍郎下狱时的景象，刘侍郎在朝堂上嘶吼，叩头到头破血流，声势惨烈，旁观文武百官无不骇然，就连最铁石心肠的侍卫都流露出一丝不忍。

“我他妈的被人陷害了，陛下明察呀！”

“冤枉！冤枉呀！我刘家世代忠良，鞠躬尽瘁！被奸臣陷害，六月飞雪，六月飞雪呀！”

“我死则死矣，陛下如此不辩忠奸，伤了臣子们的心呀！”

“辨忠奸”是历朝历代文艺界中的主要创作题材，历代文艺工作者都试图在这个领域为群众奉献出紧张刺激的文艺作品。题材中必不可缺的角色是一位拥有至高权限的皇帝，皇帝有天授权威，唯一的挑战就是要辨别身边臣子们是否忠于自己。实际上，这也暗合了朴素的道德价值观，正如《巧蛛儿智断章鱼案》中所说的一句话：”能耐愈大，责任愈大“。 通常情况下，基于“善良必定战胜邪恶”的朴素道德观或统治需要，这种文艺作品都拥有美好的结局，皇帝目光如炬，魍魉落荒而逃……但现实不是文艺作品，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皇帝也会犯错。

皇帝当然不会天真到相信所有臣子都会忠于自己，实际上皇帝早有耳闻，很多臣子都在背着自己有所动作。他们当然不是为了推翻这个帝国，他们只不过是想获得自己更高的宠信，比如说在上朝的时候站得更靠前一些。在帝国里，早朝时的排位暗示着官员的政治地位，排位主要由官员们的政绩决定。帝国使用一套复杂的算法来确定官员的政绩，这套算法中包含了万民伞、高脚牌、祥瑞或嘉禾的数量和一些变量，在国子监，有超过500名学士试图从星辰中得到启示，推演出最能够体现民意的公式。

但问题在于官员并非道德上的完人，他们会找到公式中的漏洞加以利用。两年前，各地掀起了争献祥瑞的歪风，超过600个郡声称自己捕到了白鹿、麒麟和貔貅。在处死了两个用水牛涂漆冒充麒麟的县令后，这股歪风得到了暂时的遏制。但接下来各地又开始争献嘉禾——在最忙碌的那几个月，皇帝每天不得不接待60名捧着巨大麦穗的人瑞，这严重地压缩了他和皇后欢愉的时间。

皇帝把笔放在一边，想起那段昏天黑地的时间，他就不由得打了个冷颤。

皇帝想起年少时老师的教诲。“陛下，要默认官员们都是不忠诚的，”这位大学士对年幼的皇帝说：“但陛下也要知道，朝廷的力量不可能完全监控官员们的一言一行。”

“那么我要怎么办？” 尚是太子的皇帝努力保持着虚心的态度。

“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岂敢为之乎？”大学士引用典籍教导太子，“当某位官员欺骗朝廷，你就要让他感受到天威，从而训导其他的臣子。否则有人通过欺骗获得了好处，会让那些老实的人感到不甘心。”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大学士最后补充。

皇帝记住了这个警告，他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做的，他曾经苦恼过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热衷于欺骗自己（大学士高深莫测地对皇帝说：“体制问题”），也始终热衷于为东厂升级最新的设备，比如能够窃听的风筝和能望远的铜镜。这让朝廷的嗅觉始终敏锐。 皇帝还试图用各种案例来教育官员们“守住清贫”和“守住诚实”，但问题在于皇帝悲哀地发现再先进的手段和再严苛的处罚也无法根治这一切，相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在几个月前，朝廷还处死了几位有谋逆嫌疑的高官，其中一家在春节前被满门抄斩，颇为惨烈。但这种惨状似乎丝毫没有阻碍官员们欺骗朝廷的决心。

到了现在，刘侍郎坚称自己是被陷害的，高将军和朱将军也坚称自己是被陷害的。这几位大臣本身当然不算如明月般无暇，有传闻说刘侍郎经常假称自己是刘备后人，骗取百姓信任，还有传闻说高将军把自己整容成山西人以便混入同乡会——那是他平步青云的起步。 但他们在关键的时间提出了如上言论，这一瞬间让整个形势变得难以捉摸。而且他们甚至还组织了一个“忠君会”，号称悬赏十万缉拿陷害他们的凶手，据说他们原本打算将其命名为反奸会，但参与者认为“反”字太过敏感。不管怎么说，“忠君会”在最近迅速膨胀，很多官员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愤怒地指责黑手陷害忠良，离间君臣，罪无可赦。

“只反陷害，不反欺君，没一个不想从朕这里得到好处的！”皇帝听到这个消息时恨恨地想。

他们成功地把问题转移到了皇帝一方，皇帝拥有“随时可以将人处斩”的权威，而这个权威则建立在身为“明君”的基础之上——即皇帝斩人的合法性来源于他的正确性。身为皇帝，如果错斩太多，不但要忍受史官的唠叨，还说不定要被视为不称职，要登泰山去祭天。

而现在，皇帝面临着一个先皇们从未面临过的难题，他无法辨别一个人是真有欺君之意，还是被陷害。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有一个人或组织嫁祸官员，并向朝廷举报，那么最忠良的大臣也可能被陷害，如果此事愈演愈烈，只怕刘侍郎的哀叹终将实现——“伤了臣子的心”，从更长的时间维度而言，帝国终将无人可用。 更大的隐患并不在于错杀一两个忠良，而是某个有心造反的逆贼则可能以此为借口为自己洗脱罪名，他们可以堂堂正正的随意钻营甚至进行谋反准备，然后在被发现时大叫冤枉——这会让皇帝陷入左右为难的地步。

这个问题现在就已经有了一丝苗头，皇帝知道，“忠君会”中一些成员曾经在民间收集嘉禾和传说故事——而现在，他们可以把一切推到虚妄的黑手上，这会让帝国的处罚本身变得模糊而可笑。

如果皇帝拥有过人的智慧和超越本阶级的眼光，他就会发现自己遇到了一个货真价实的“体制问题”，当获得皇帝的欢心成为官员们唯一升迁的通道时，官员们自然就会千方百计获取他的欢心，再严苛的刑罚也难以阻止这一切。就拿皇朝而言，耳目不可谓不众多，刑罚不可谓不严苛，但这一切也不能阻止官员们为了升迁而智技迭出。

皇帝翻开另一本奏章，那是关于新上任的刘尚书的，奏章上说刘尚书“万民拥戴，百姓誉之为青天，威海百姓看到七龙吐水，开封枯泉重涌，通州喜降甘霖，大同有瑞兽狂奔”……皇帝觉得这份奏章上的字样格外刺眼，他觉得再过几天刘尚书也可能被发现“谋反”，那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嫁祸。但他也知道，在被发现谋反之前，刘尚书仍会站在百官的前列，享受殊荣。 而且在此之前，他不得不尽快对王尚书作出决断。

王尚书，这名帝国重臣，皇帝必须决定他的生死。皇帝知道自己的判断一定会让一部分人愤怒，一部分人高兴。他并不知道数百年后一个西洋人做出了同样的哀叹：“我们有的时候不是在好与坏之间做选择，而是在坏与更坏之间做选择。”对于这位皇帝来说，有些事情实在也超出他的能力了。

皇帝提起笔来，艰难地在奏章上写了个“斩”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