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兴，走出杀马特

嘴唇发干，舞台上的独白进行到一半，身边的3个演员机械地重复上一个动作，等着他说完台词，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一个念头在剧场上空浮现，“不演了”。就像之前做过无数次的那样，他试图逃离舞台。他从聚光灯下离开，身体隐没在阴影里。一个演员悄悄回过头，导演在舞台角落里念了下一句台词，试图跳过一场漫长的等待：“罗福兴，你的注胶机都冷了，还不赶紧回去。”

他的身体认出了这句话，用一种烦躁的、不受控制的姿势回到舞台上，演出继续。

这是罗福兴的第一场话剧演出，在此之前，在外界眼里，他的主要身份是“杀马特”的创始人、教父。再之前，他是一名流水线工人。

这位创始人已经告别自己的杀马特帝国很久，现在他很难形容自己究竟在做什么。

几个月前，戏剧导演庄一找到他，说想合作一出戏。话剧对罗福兴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东西。他从没看过话剧，但还是应了下来。即使在临演出前几天，他依然保持着疑问：“你们北京人是经常看话剧吗？”

话剧的名字叫《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就是《水浒传》。罗福兴没读过，只知道“豹子头”林冲是条好汉，逢人就说：“有人请我演话剧，我演林冲。”到了北京，他发现自己演史进。

这场戏一共3名主角，林冲、鲁智深和史进，演林冲的是人艺演员罗熙，鲁智深是开心麻花的音乐剧演员帕赛，两人都是专业演员，但很多观众是来看罗福兴的，尽管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噱头明星”，一个不属于话剧世界的外行人。

罗福兴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从排练到演出，他身上出的事故最多。迟到和背不熟词儿是小事，话剧临审的彩排中，台下坐着国家话剧院的3位领导。罗福兴负责在互动环节发面包，调动观众情绪。戏里的安排是他给鲁智深递一个，走下台对观众说：“你们也饿了吧，吃点。”接着发下去3个。没想到审查当天第一排没人，领导坐得靠后，罗福兴近视看不清，攥着面包袋子就扔，差点砸到领导的头。

庄一事后跟我说，“觉得整部戏可能要完了”。但他并不希望罗福兴变成一个规规矩矩的话剧演员，这股不专业的“野劲”才是他的特质。

最终的结局不错，领导没当回事，罗福兴扔出去的3个道具面包收回来俩，审查也通过了。之后再聊时，他一边大笑，一边重复给我表演这个死里逃生的过程：“手像是这样……唰唰唰，就出去了，我也不知道是领导。”刚闯祸时，罗福兴表现得极度紧张，他不希望作为“外行人”的自己毁了话剧演员们的努力。

至少现在，罗福兴很适合“九纹龙”史进。他瘦削，身上的文身不比史进少：锁骨附近是从右到左的名字缩写“LFX”和“兴主流”；肩膀上有“俺罗福兴”和“天上人间唯我独尊”；两个手肘那里刻着蜘蛛网，象征被工厂困住的自己；小臂上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和一些花纹；背后是一大段反经……都是他在当杀马特期间文的。

杀马特元素在整部戏中占重要地位，除了扮演史进之外，罗福兴更多时候需要扮演他自己。戏里还原了他前半生的经历：进过厂，开过美发室，拍过纪录片，搞过直播，做过装置艺术，演过话剧，但毫无例外地，他身上发生的一切都跟杀马特相关。他试图逃离这个定义，但杀马特又把他留在这里。

■ 杀马特

2007年，12岁的梅州少年罗福兴读完初一，认定自己“不是学习这块料”，再加上家里缺钱，就跑到深圳进厂打工。在广东沿海的村落，“去深圳打工”是大多数人的选择，父母通常在孩子两三岁的时候离开，也许很久不会回来。子女由祖父母辈带大，长到十二三，跟着父母或同村的人进厂打工。没到18岁的孩子需要借身份证或者假证件，去招不到人的工厂里，领更低的工资干活。

这些外出的留守儿童长大后，大多数会继续在大城市里打工，少部分回家务农。当农收不好时，他们会回到工厂。他们的下一代也大致在重复这个过程。12岁的罗福兴在微波炉工厂开注胶机，一个月1200块，有时更低。“工厂招不到人，流水线之类的活有人做，这种（注胶机）没人愿意干。”

对任何人来说，注胶机都不是个友善的东西，电、高温、有毒气体、巨大机械力，但“黑”童工没有选择。这段厂里的日子被写进了话剧。彩排过后，罗福兴似乎回忆起往昔，他对我说：“太他妈恐怖了我×，我们屁大点小孩开那种机器。”

每当有人来检查，这些干瘦、发育不良的孩子们就从两倍于自己高的注胶机前离开，去厕所隔间里挤着，检查结束再回到工作岗位。

即使在童工里，罗福兴也算是个异类。他并不每天到工厂上班，摸清管理员的脾气和自己每月的花销之后，他每个月按照最低出勤率工作。“别人都老老实实上班，我天天还去网吧打游戏。”罗福兴说，“确定一个月能拿到工资，剩下的扣吧，我也不要了，保证自己饿不死就行。”

翘班的时候，渴望获得关注的罗福兴开始模仿日本视觉系摇滚明星石原贵雅，给自己做了一个舞台式的视觉系发型，然后顶着它在街上走。在之后的日子里，这颗头的风格被他命名为“杀马特”，也就是“时尚，Smart”的音译，他最终成为诸多自称“创始人”的杀马特中最可信的一个。

在沿海城市的工厂区里，杀马特们通过发型相互辨识，他们成群结队地走在街上，去溜冰场滑冰，在网吧里玩《地下城与勇士》，一起进厂打工。赚钱了就去美发店花几十块吹一个杀马特发型。一部分人吹得多了，自己掌握了技术，也会去美发店工作。

打工、吹头发、交朋友、滑冰，几乎是厂区里的一切。“没有人谈论理想。”罗福兴说。包括他自己在内，没人思考这个打工世界以外的东西。很多人加入杀马特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反抗精神，他们可能只是觉得这样“很帅，像个坏孩子”，或者“有这个发型就不会被欺负”，一些人也会跟随人际关系加入杀马特家族。

虽然看起来很扎眼，但杀马特家族创立的理由相当朴素——出名，赚钱。罗福兴本人也不是个典型杀马特，他有点宅，不满足于在工厂上班，也没有一个杀马特名字。在一众火星文名字的QQ群成员名单里，群主的名字往往是“罗福兴”，朴素得像是个系统安排的机器人。

十几岁的杀马特少年罗福兴试图出名赚钱，但他的选择不多。多数时候游走在工厂和美发店之间，但这两个地方出不了名。一个进城少年的工作只有几种，大部分人进厂，有手艺或有门路的去美发店，打游戏厉害的尝试代练，要么就是去工地打零工，少部分人靠小偷小摸过活。最终，罗福兴找到了互联网。

2008年到2013年是杀马特的鼎盛时期，罗福兴的影响力达到高峰。他在QQ群、百度贴吧、天涯论坛和早期的微博上领导着无数杀马特。也是在这时候，这些工厂里的年轻人们透过网络，开始被更广阔的世界看到。

在更多人眼里，杀马特只是网络中一种近乎哗众取宠的审美。它太怪，而且罕见，大部分人没见过现实中的杀马特。他们大多分布在沿海工业区和中西部农村，以进城务工人员为主。在网络上，很多人觉得他们“丢了90后的脸”。

这种认知在2013年达到了顶峰，“反三俗”的社会气氛中，杀马特被当成低俗典型，人们“围剿”这些顶着夸张发型的年轻人，杀马特聚集的各大QQ群被解散，平台封杀。一些落单的杀马特在出门吃饭时被打，工厂也不再招收他们。

这成了杀马特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没法进厂，就没饭吃。大批杀马特在一夜之间消失，包括罗福兴。

直到今天，杀马特相关的内容偶尔也会在网络上被限流，这仍然是一个不太上得了台面的视觉风格。最近一段时间，“精神小伙”成了新一代的杀马特，这是一群同样出现在沿海工业区的青年。跟杀马特不同，精神小伙习惯使用刻板印象“自黑”，这是杀马特绝不会做的。用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说，“自黑不是杀马特”。

罗福兴至今不能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恶意：“他们甚至没见过我，我×。”

■ 和解

围剿杀马特并不是罗福兴变化的唯一原因。2016年，罗福兴的父亲去世。和几乎所有留守儿童一样，他跟父亲的关系有点疏离，相聚的次数很少，交流也以电话为主。

罗福兴多次在采访中描述父亲，“不回家”“有3个老婆”“不寄钱，让我妈很辛苦”。在生命的前22年，这对父子间没有太多感情。父亲并不怎么管他，也没有“强迫把头发剃了”的桥段，实际上，罗福兴甚至希望父亲可以这样做。

“5岁那年，父亲给我过了唯一一次生日，他买了一瓶可乐、一个5块钱的面包，带我去金沙湾玩。”他向我回忆从前。金沙湾、生日和面包成了几个标志，5块钱的面包被写进了话剧里，而金沙湾成了他的应许之地。罗福兴说：“如果哪天生命终结，我一定是死在去金沙湾的路上。”

父亲是罗福兴故事的核心，虽然他们见面的次数不多，却有一种奇特的联结。他去世在漏雨的老屋里，回家前，罗福兴管大伯借了10万块钱，结果没能救得了父亲的命，也没修好漏雨的屋顶。

父亲最后的时光在日后被反复提起，作为罗福兴人生中的拐点。这段故事也被设计进了话剧里。当时，舞台灯光照着他，身后的桌子上躺着扮演父亲的罗熙。

罗福兴的台词念得不好，前半场戏，他一直没进入状态：“但是真正让我不再玩杀马特，好好工作的，是我父亲的去世。”他的眼神变得飘忽，“那时候我才明白，成年人的世界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就好像史进的父亲去世对他造成的影响。我父亲常年在外，很少在身边陪伴我……”

接着，是一段长久的沉默。罗福兴再次失焦，不想继续表演。或许是想起了什么，他事后跟我说：“情绪一下子又上来了，完全不受控制。”

罗熙的咳嗽打破了沉默，罗福兴几乎是反射般地问：“爸，你干嘛？”

“我去屙尿（撒尿）。”

“那你去吧。”

“趁我还能动，出去被车撞一下，帮他搞点钱。”罗熙说。彼时彼刻，他与父亲和解了。

演出自己的故事时，罗福兴显得非常动摇：“他离开的时候离中秋还有那么几天，本来我们一家人想着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过个中秋，过个团圆节，可是最后还是没能团圆。”他走了几步，“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家的房顶还在漏水，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家连修房顶的钱都没有。”

实际上，这段往事罗福兴已经在不同场合讲过很多次了，但戏剧第一次把他拉回到那个情境里。直到今天，罗福兴努力挣钱贴补家里，他还是没能跟自己和解。

■ 艺术家

认识李一凡是罗福兴生活的重大转折。2016年，罗福兴接受《人物》采访，后来通过记者的多层熟人关系，认识了纪录片导演李一凡。

罗福兴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里挂职了副导演。根据导演李一凡的说法，他付给罗福兴副导演的工资，罗福兴帮他们找愿意接受采访的杀马特。“我拿到了3万块，对那时候的我来说已经很多了。”他告诉我。

但他得到的东西远比3万块多得多。对李一凡，罗福兴相当尊敬：“我×，真的跟第二个父亲一样了，算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带我重新认识世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纪录片拍摄过程中，李一凡偶尔会叫上罗福兴去应酬，拉投资，席间聊一些“知识分子话题”，罗福兴插不进嘴，也不怎么愿意听，“我听不懂”。当庄一导演和我聊其他话题的时候，罗福兴也时常会假借抽烟出门。

拍完纪录片之后，李一凡还跟罗福兴保持着联系，帮他在深圳建筑双年展上搭了个限时的美发店，帮观众做杀马特发型，300元一次。这是罗福兴第一次接触艺术展，反响很好，不少人出于各种目的找过来，他也不计较，在展览上帮每一个顾客做头发。

后来，“杀马特艺术”被搬到了各种地方，北京798、上海油罐艺术中心、广州美术馆，有时候的形态是美发店，有时候是溜冰场——另一个乡镇杀马特青年们的聚集地。罗福兴没有完全融入这种新环境，他沉浸在往日的杀马特时光里，同时也在外表上迎合“应有的样子”。

2017年拍《杀马特，我爱你》的时候，罗福兴梳个蓬松的背头，戴一副单片眼镜，穿黑色衬衫，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裹得严严实实。说话时尽量清楚，减少口音，语调也更低沉。搞艺术之后，他开始扎利落的发髻，穿呢子大衣，关心时事，看《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在朋友圈里转发黑格尔。

几天前，我在话剧排练室见到罗福兴，他穿着夏威夷衬衫和拖鞋，头发随意扎着，平均5分钟就要散下来一次，他用手梳到后边，然后重新扎起来。

罗福兴身边有太多这样的变化，他几乎是随着心情生活的。“我不会在一个地方待太久，一般一个地方租一年。我上个月还在广州，这个月在北京，然后回佛山。”他说，“工作我也干不长。”

在艺术圈待了一阵子之后，罗福兴学到了一些技巧，迎合观众、管理团队，凭借自身能力和杀马特名气，他现在的生活质量不错，甚至捡了一只叫“阿哇”的流浪猫，每天给猫吹空调，吃猫粮。

在艺术圈待久了，一些艺术展会直接找到他，像庄一这样的戏剧导演也会因为他的杀马特特质找他合作。办展期间，罗福兴还遇见了现在的女友，生活被永久地改变了，但他说，“总觉得自己缺了点什么”。

■ 格格不入

杀马特们这些年的境遇几乎没什么变化，疫情之后，有些回村务农的杀马特再次返回了工厂。罗福兴跟大部分曾经的伙伴失去了联系。“偶尔有几个顺着微信找我，想借几百块钱还花呗，我×，几百块，还花呗。”

罗福兴叹了口气，声音沉下来，长久的沉默后说：“我觉得好难受。”

作为少有的来到城市并“混得不错”的杀马特，罗福兴是特殊的。在世纪初的梅州村落，没人知道什么是话剧、纪录片和798艺术区，那里年轻人的世界只有工厂、美发店和溜冰场。当有一个人跳出来，面对更广阔的世界和巨大的隔阂时，很难不陷入困惑。

罗福兴本以为自己能改变一点东西，他拍了纪录片，做了展览，想让杀马特们好过一点，至少能扭转大部分人对他们的态度。“《杀马特，我爱你》确实改变了一些东西，但好像只是知识分子在关心这个，”他跟我坦承，“我希望给它（杀马特）塑造一个有好感的东西，但现在还是太微弱了。”

杀马特还在做杀马特的事，知识分子也还在做知识分子的事，夹在两者之间的杀马特艺术家有些迷茫：“办了很多次展览，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以为艺术会更有力量，能改变更多东西。”罗福兴说。

罗福兴的杀马特展览出现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他坐飞机在这3座超级城市间航行。这种跨越式的变化对他来说也许太大了，大到他没有完全理解自己所做的事——在演出一场话剧之前，他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话剧。

作为应对虚无的方式，罗福兴习惯给自己定下一些精准的目标。“我现在的愿望是买一台GTR，二手车60万到100万，这几年各种工作做下来，攒到20万多一点，努努力直播，快能买了。”几年前，他再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能存下这些。钱来得快，去得也快。

他并不真的需要一台GTR，只是给自己一个目标。罗福兴今年今年27岁，交了女友，还在奔波中生活。即使攒够了钱，他也不一定会买。

更多的时候，他想开一间美发店。这可能不是个好选择，此前他已经开倒闭过两次了。朋友们都在劝他，但罗福兴总有一股念头。他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从哪来的，也许是杀马特时代对发型的迷恋，也许是一个安定下来的理由，他知道自己想要些东西，但他不知道是什么。

安定的日子对罗福兴来说有些陌生，他只能依靠想象描述。对于大部分来自乡镇的杀马特们来说，最安定的或许是工厂里的日子，在那里，人没有时间想别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流水线更有力量、更疯狂。”他说，大部分杀马特还被困在那里。

工厂是杀马特们绕不开的地方。即使未来不再有杀马特，也会有“精神小伙”“精神小妹”们失学而进入工厂。“教育能改变这些。”罗福兴说。但他改变不了教育。

罗福兴有时候会想象另一个自己：“如果我啥也不是，每天就在厂里面打工，一辈子就天天对着机器……要么我一辈子在厂里，要么我一辈子干美发。”这正是他从前杀马特朋友们的现状。罗福兴经历过的一切，如今可能正在他们的下一代中再次重复。

■ 寻找罗福兴

庄一、罗福兴和我走在北京CBD的路上，经过108层的中国尊写字楼，罗福兴突然问：“你说这一栋楼建起来要花多少钱？”

在2017年拍摄的《杀马特，我爱你》里，罗福兴说：“我从来不会抬头看任何一栋高楼，因为我知道这些跟我没关系。”现在他终于抬起头看向高楼了。一些人觉得他变了，说他“只想赚钱”。在罗福兴的直播下面，这样的声音并不罕见。

他自己也知道。在话剧里，他把去短视频平台直播形容为“做起了直播，去搞钱了”。“搞钱”在罗福兴看来并不是一件难堪的事，在父亲过世后，他还需要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尤其是要让母亲过上个好日子。他试图去做一些“正经事”，“总不能当一辈子杀马特。”他说。

罗福兴不是个活在别人眼光里的人。这种行为方式如今成为了一种务实态度。因为能赚钱，他做过不少工作。这种态度——当然还有杀马特教主的名声，给罗福兴的生活招致了非议，也带来了一种魔力，他的生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一些事，比方说李一凡找他拍纪录片，庄一喊他演话剧，接时不时找来的广告也能维持生活。但罗福兴明白，这种魔力不会永远继续下去。

他试图寻找一份安定，他说自己“不会一辈子拍短视频、直播，也不会一辈子演话剧”，在所有的可能性里，他想要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包括戏剧导演庄一在内，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罗福兴的学习能力很强。”但他始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这种迷茫缠绕在他身上，他有无数种身份，杀马特教父、艺术家、网红、美发师、话剧演员……“我总觉得都不太对。”罗福兴说。

有时候我很难辨别哪一个罗福兴是真的。如果我只看话剧，或是只采访，只看他的直播，只作为朋友和他聊天，只看《杀马特，我爱你》，我会获得5个相似却矛盾的杀马特青年。我最初以为至少3个他是由谎言构成的，但越是深入了解，我越觉得他们都是真的，谎言组成了真实的罗福兴。

他不断模仿自己接触到的“好的东西”，最初是石原贵雅的视觉系发型，现在，有时候他像一个“小李一凡”，有时候像“假装的文艺青年”或“蹩脚的话剧演员”，但他们是假的吗？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希望活到60岁。我爷爷去世得早，父亲也没活过50岁，如果我活到60，已经是3代以来最长寿的了。现在离60岁还有30年，我觉得这30年里我一定能做一件惊天动地的、超越杀马特的事。”罗福兴说。但他也有另一种想法：“想平平凡凡地开个美发店，就这么过了。我也没想清楚脑子是不是瓦特了，但就是想要。”

他对美发店的执着甚至有些怪异。2018年，罗福兴和一个合伙人开了美发店“皇妃”，两人当时工作并不积极，有一搭没一搭地干，他完全清楚这个店会倒闭，也一直在等着那一天。3个月后，皇妃倒闭。

罗福兴把皇妃看做一个象征，一个“杀马特（罗福兴）就要开美发店”的谎言。后来，皇妃店里的一些标志被拆解，放到了他在798艺术区的展览里，比如他自己在墙上写的：“明明那么努力的想要留在这座城市，这个地方……”

但几年过去，他发现自己还想开一间美发店。

罗福兴并不向我解释所有事情，有些时候他自己也不明白。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有些太大了，他想从容地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却又时常感到无所适从。

“有时候抬头一看，其实楼也挺美的。”罗福兴说。

皇妃倒闭那一年，中国尊在北京国贸地区完工，造价24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