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结果的故事，只好画上一个人为的句号。
2016年7月5日，游戏开发者陈宇以“起诉广电总局”为目标发起众筹，11小时后，众筹目标5万元达成。
2016年8月5日，陈宇致信国务院，提出“关于对广电总局《规定》和《通知》进行审查的建议”。
2019年1月8日，陈宇在QQ群、微博等多处发布公告，表示“不希望辜负大家的善意”，想要退回当初众筹的捐款。
公告结尾写着：“谢谢，抱歉。”
我加入这个群时，它已经悄无声息。现在是2019年，而它保留了2016年的样子。
这个群的名字叫“手游行业交流群3”，但没人在群里交流。包括群主在内，所有人的群聊天等级都是最低的“潜水”，这意味着已经很长时间没人说话了。群公告栏有7条公告，其中有两条表明“本群不涉及政治相关”，其他则是“联名流程”“进度公示”……所有公告都来自于2016年7月和8月。
2019年，“最后发言”的记录只有一个人——刚刚入群的我，而我并未打破沉默。这条记录是我加入QQ群时的系统提示，上一条入群提示来自半年前。
在半年之后，群成员的数量因为我从212人跳跃到213人。
“手游行业交流群3”是陈宇在2016年7月18日建立的，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在此之前，还有“手游行业交流群1”与“手游行业交流群2”。前两个群是陈宇在众筹时建立的，里面人很多，加入也不需要什么门槛，人们在其中讨论广电总局关于手游的最新规定。“手游行业交流群3”则是专门为了征集网友的联名信而建立的。
8月5日，陈宇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递交建议书，提出“对广电总局《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和《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进行合法性审查，并会同相关部门进行公平竞争审查”，信后有157人联合署名。对陈宇来说，这一切开始于他看到这两份文件时强烈的“愤怒与绝望”。
他们的确曾发出过声音。
我在群里找到一位联名的参与者，希望了解他在什么情况下参与了联名建议信，后来结果如何。他一共回复了我6个字，“项目黄了……”，后来在“乞讨”，然后就再没理我。
根据广电总局的相关规定，自2016年7月1日起，所有手机游戏需要广电总局审批才可上架，10月1日（后顺延至12月31日）以后，所有未取得版号的已上线手游都将被强制下架。看过公告原文的人不多，这一消息却飞速扩散着，很快，所有开发者们都知道了这个消息。游戏行业内一片惊惶，几乎所有的中小型开发者都在哀嚎“活不下去了”。
陈宇说，他对这个消息感到“愤怒与绝望”。陈宇是做手游开发的，团队不大，看到审批政策时，他就知道麻烦将至。
“感到麻烦”的人有很多，真正促使陈宇站出来的却是另一件小事。2016年7月5日，在一个问答社区里，陈宇看到在“如何看待手游审批”的问题下有大量回答，而在“你采取了哪些行动来反对审查条例”的问题下回答却寥寥无几。所有人都关心这件事，却对“能做什么”避而不谈，陈宇对此感到“很痛心”。于是他发表了评论，承诺若能在两天内筹集到3～5万元人民币，他就会发起针对广电总局的诉讼。
4个小时之后，众筹金额达到了3万元。此后该话题被问答社区删除，但众筹仍在继续，并在11小时后到达目标金额5万元。随后，陈宇关闭了筹款通道。
陈宇一共筹到50704.28元。陈宇说，他准备履行承诺，起诉广电总局。
陈宇把困难考虑得很充分，他说他清楚自己“根本没有‘赢’的可能”，但这一次“不会再是不了了之”。但当此事进入到执行阶段后，陈宇就发现自己的承诺无法履行。律师告诉他，他“不太可能起诉广电总局”。不能起诉的原因是法律上的：陈宇诉讼的被告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且诉讼涉及的事项是游戏许可审批，因此属于行政诉讼。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必须是已向广电总局提交游戏审批且得到反馈结果的主体。陈宇并没有递交游戏审批，法院立案的可能性很小。
这些原因都是律师告诉陈宇的，他并不详细了解其中的道理，但他只能接受这一结果。不过律师给了他另一个建议，开发者可以向国务院法制办联名提交建议书，通过这一形式督促相关部门审查广电总局规定的合法性。
于是，陈宇发起了第二次“众筹”，这次众筹的不是经费，而是寻求联合署名的参与者。
这一次，他筹到了157封联名委托书。2016年8月5日，他在微博上发布了《进度公示（二）：正式提交国务院》，表示联名的建议书已经提交。
这也是最后一篇“进度公示”。
我在群里问了很多人，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犹豫再三，唯有一个问题回答得坚定而迅速：“你们觉得成功的希望大吗？”
几乎在每一次公告中，陈宇都表示这件事情很难办， “赢不了”“几乎不可能成功”。所有的受访者也都告诉我，不论是起诉还是递交建议书，他们都不报太大期望。他们都说着“试试吧”，有那么几分“尽人事，听天命”意思。
但能尽的“人事”却是不多。
陈宇的心情在整个过程中几经变化，最初看到公告时“愤怒与绝望”。在众筹之后，有许多人支持、鼓励他，这给了他此前不曾有过的责任感。他决定“去为行业做一些有用的、积极的事”。他觉得自己拥有了一些使命感，“哪怕得罪广电，牺牲自己事业，我希望在我的带动下，有更多有发言权的大佬能站出来，真正地出台一些对行业有长远发展的规章制度”。
他说，他想去做一件“纯粹的事”。“纯粹的事”就是就事论事。“在法律的大框架内寻找合法的解决方式”是他认为可能的唯一方式，以法律为依据，陈宇认为他们有胜算。
陈宇还希望有更多参与者，尤其是游戏行业的一些大型厂商。在他的公告中，“有发言权的大佬”部分地代指大型游戏厂商和大型游戏厂商负责人，他认为“大厂其实需要对行业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不少中小型开发者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龙昱（化名）就职于一个创业型的小团队，团队一共不到20人。他签署了联名建议书，但对这件事根本不报什么希望。
“想改变政策，（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是在）没有大公司牵头的情况下。”龙昱告诉我。他向我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情况：“这种事情需要有一个核心组织，提供资金、渠道等各项事宜的支持，否则时间久了可能人都散了。大公司是有优势的，就好像个人与公司打官司一样。”
我告诉龙昱，大型厂商在适应方面更具优势，许多厂商都成立了专门的对接团队来处理审批的相关事项。龙昱沉默了一会儿说：“嗯，本身当时的政策也是有利于大公司的，受影响最大的是小团队。”
似乎所有签署者都希望大公司能够参与，尽管他们明白，在这件事情上大公司的心情并不如他们迫切，同时也比他们更“现实”。
在一定程度上，失败的原因被归结为“声势不够浩大”。虽然说着“不可能赢”，陈宇心中仍然抱有一丝期望。“试试嘛，万一有更多人站出来了，我相信整个行业团结起来，是绝对能改变这件事的。”但他很快就发现，相比众筹金钱，众筹联名信更加困难，签署联名信的人并不多，而且都是小公司和团队。
陈宇表示，他可以理解大厂的选择：“他们要养一公司的人，我就一个。死就死了，大不了改行。”
陈宇在2016年的7月和8月把全部时间投入这件事。“找律师、接受媒体和公众提问、建立发声渠道、避免参与人群的过激情绪，还包括后来更换律师团队，事情太多，所有事情都要我一个人来完成。”他说那段时间他一直胃口不好，“仅仅靠一点水果和粥维持生命”。
律师曾经建议他开一场新闻发布会以便于扩大影响力，他问了问报价，要10万多，陈宇不想再众筹一次，最终没有办。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事情结束在了2016年8月5日。他的联名信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最后，他这么形容整件事：“都说抛砖引玉，砖头是抛出去了，结果玉没有看见，砖头也躺在地上。”
从外界看，在2016年8月5日，这件事就已经结束了。
对陈宇来说不是这样，每次打开支付宝时，他都会看见余额中剩下的数字。那是众筹中没有花完的钱，他把它们放在支付宝的余额中，只为这件事情使用，“不会挪作他用，也不会放在余额宝中吃利息”。委托律师处理联名委托书的文件一共只花了“不到一万”，剩下的钱就静静躺在那里，每次打开支付宝，他都能看到它们——没有花完的钱、没有地方再花的钱。
在这件事情上，时间和金钱一样富余了下来。递交建议书后，我们曾问过他是否还要在这件事上花更多的时间，他回答：“我是想花，但是没地方花……实在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了。”
陈宇确实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他建立的几个QQ群也慢慢沉寂，关于这件事的讨论越来越少，少数的零星讨论也与此无关。人们聊着天南海北的事、自己身边发生的事，生活还在继续，陈宇开始去做一些外包的工作。
没有人对陈宇抱有太大期望，很多人一早就知道，这件事他其实办不成，所以也没人因为他没办成而责怪他。但事情却在陈宇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曾经深感愤怒，在怒火消退后，只剩下无法完成的责任。责任很大，大到必须视而不见，因此并不会影响他的日常生活。做完外包的工作，他又有了新的项目。
2016年7月1日后，移动游戏上架需要版号，一切如期进行。有能力的厂商调整主动适应，差一点的厂商转型海外或投入大厂，最不济的厂商关门不干。关于这份建议书，知道的人不少，但也不算多。
2016年9月，陈宇把QQ签名改为“该做自己的事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还有许多内容，属于“这件事”的内容只余下等待。
其实从一开始就可以猜到人们会怎么做。他们听到一个消息，感觉自己将要大难临头，于是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们选择相信网络上一个素未谋面、亦不知底细的陌生人。然后他们把钱掏出来，5块、10块的，不到半天就凑到了5万元——让人掏钱原本不是那么容易的。
严峻宇一直在小团队里开发游戏，他也参与了联名。参与联名这件事对他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插曲，他的工作还在继续，但更加难做了。
严峻宇的意见很直白：“版号都是大公司玩的，门槛高。我们小团队玩不起版号。”2016年，依靠其他渠道的收入，严峻宇的团队勉强支撑。“经过一年的折磨”，他们逐渐弄明白版号到底要怎么“玩”，于是找了个中介，交了中介费后就一直等，过了大半年，据说是“还没排上”，而他的团队已经“快要崩了”。
许多小团队比严峻宇运气好一点。2017年，很多公司适应了审批的模式，开始尝试用各种方法解决版号问题。这些故事都大同小异、乏善可陈。有的人转行了；也有人适应了环境，继续自己的事业，甚至做得比以前更好。新的环境自然有新的生存之道。
2017年，陈宇又做了几个国内的项目，然后刚好在版号停发之前转向海外项目。他不愿意告诉我游戏的名字，原因是“不想被人说在打广告”。我告诉他，我们不太在意这个，只是想聊聊，他还是不愿意说，只是说项目不好不坏，“刚刚能养活自己”。
2019年了，陈宇的签名仍然是“该做自己的事了”，这像是一种声明，也像是一种劝诫。
对于整件事，陈宇曾作过最好的估计，也作过最坏的估计，但它们都没有来到。这件事只是开始，然后结束了。
陈宇一直很害怕，在最初声称要起诉广电总局时，这些畏惧隐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因为愤怒而被遗忘。当事情在进行中，他才大梦初觉般地想起自己是一个渺小而无助的个体，与他同样的个体们抱成一团，也并没有增加多少安全感。而事情结束后，涌上心头的则是一种后怕，他回想起整件事，带着几分疑虑回想着自己做了什么。
关于这一点，他与我说了不少，有单纯的“害怕”，也有什么“小黑屋”的胡思乱想。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谁找过他，也没有谁回答他。
我问了他一个标准问题，干这件事他有没有觉得后悔，他给了我一个有些自相矛盾的回答：“后不后悔，我感觉还好，我心态还比较随意……但如果早知道是这个结果，我当时可能就不会站出来了。”他还告诉我，以后碰到需要他的事情，他也不确定自己是否会再做一个牵头的人。
事情早就结束了，但陈宇不是很确定这一点，等到他确定时，人们对这件事情本身的印象都已经很模糊了。他有些拿不准这事算不算完，于是决定做点什么结束这一切。
2019年1月8日，陈宇在QQ群和微博发布了退回众筹款项的公告，距离事情发生已经过去了两年半。在这期间，人们抗议手游审批、习惯这一制度、经历了近一年的审批暂停，又迎来了版号重新发放。就连当年的另一个主角，广电总局都随着国家的大部制改革而消失了。
与当初进度公告动辄数千的转发量不同，这一次，10天过去了，陈宇的退款公告有4次转发，10条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