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同根生。
（本文中有剧透，请尚未通关的朋友谨慎阅读。）
我曾亲眼目睹过伦敦的沦陷。
如今我已风烛残年，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潮起潮落。然而，在我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伦敦的沦陷带给我的记忆最为深刻。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夜晚，伦敦被规模空前的恐怖袭击席卷，到处都是火光、烟尘、玻璃渣和面色或惊惶或木然的路人。
二战以后的伦敦人从来没见到过这种规模的袭击。那时的伦敦一片混乱，政府停摆，警察厅束手无策，军队内部一片混乱。脱离欧盟后的英国成了大西洋上的孤岛，没有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愿意向此时的英国提供加油打气以外的援助。
惊慌之下的伦敦市民选择了阿尔比恩公司作为他们的保护者——阿尔比恩公司，一家在第三世界国家中臭名昭著的雇佣兵组织。一夜之间，伦敦的街头被雇佣兵占领。他们在街头持械巡逻，逮捕所有可疑分子。数量远胜以往的无人机在空中盘旋，检查站竖立在重要的路口。轻松惬意的往日时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来自雇佣兵组织的军政府统治。
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制造了那可怕的一夜。阿尔比恩的领导人凯斯，每天都在电视上指控是一个叫“DedSec”的黑客组织策划了伦敦的大爆炸。可是，我们都知道，那不过是一个号称自己为“看门狗”的黑客组织，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制造一场惨绝人寰的爆炸案。这些都只是托辞罢了。
只要阿尔比恩能够提供伦敦人想象中的稳定、秩序、安全，那么哪怕他们的行为有那么点点出格——比如三天两头总有些眼熟但不熟的人神秘失踪，或者随便就会被人监视和盘问，伦敦人也能捏着鼻子接受。伦敦太大，每一位市民都不过是在空中漂浮的微尘或麻袋中的土豆。漂浮的微尘间会存在紧密的联系吗？麻袋里的土豆会在意旁边的土豆少了一颗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这里是伦敦，是大都会，是“乘坐机动车才能到达之地”。朋友，这里没有朋友。这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你每天早晨从家里出来，坐上同一条线路的地铁，在同一个站台下车，走进同一家公司的大门。但每次和你一起等车的人都是同样的吗？每天挤在你身边的都是不一样的面孔。你们可能会在漫长的通勤途中打一打招呼，交换下名字、职业和对天气的看法。然后你们到站下车，各奔东西，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遇到对方。
对于伦敦的居民来说，他人不过是面目模糊的另一个个体，不过是名字、职业和对天气的看法，他日再见时眼熟但不熟的存在。他真正关心的不会超过他自己，或许还有他的家人，仅此而已。
阿尔比恩有多少人？1万？5万？或是以现代军队的标准而言……不可思议的10万？但它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伦敦。它所要面对的，不是成千上万为公共利益挺身而出的公民，而是1400万个恐惧的土豆。
当这座城市中的他人对你而言只不过是名字、职业和对天气的看法时，你会为了他们挺身而出吗？不会，你只会关心你自己，或是你所在的小小圈层。只要无人机不在你的头上盘旋，只要持枪的雇佣兵没有闯入家中逮捕你的家人和朋友，你是不会有所行动的。你可能会感到愤怒，感到不屑，在酒吧喝醉后大骂雇佣兵的头头凯斯，但你不会行动。你只会在次日酒醒后再度踏上通勤的列车。
这就是阿尔比恩公司能够在1400万人口的伦敦建立起专制统治的根源所在。在一个人与人之间只存在私人关联，而没有通过实在的社会关系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起强有力的纽带的城市，阿尔比恩所面对的只不过是一堆麻袋里的土豆，每一个土豆都那么脆弱，却没有什么能让他们联合起来并肩作战。
在一个世界里，一个人们目光所及只有自己是真真切切的人，而不是“名字、职业和对天气的看法”的世界，人们当然只会关心自己。也许少部分人真正怀有热忱，但当他们在酒吧、街头振臂一呼的时候，回应他的只会是沉默。他人为什么要为一个“名字、职业和对天气的看法”而去冒险送命呢？
利维坦式的国家和守夜人式的国家都是英国人在理论上的发明。但在我看来，这两种类型的国家表面上南辕北辙，本质却都是一样的。它们存在的目的都是个人福利，最终都是为了自己，无非是手段有所不同罢了。守夜人与利维坦不过一线之隔，正如从自由之都到军政府专制不过一夜之间。
伦敦就这么落入了阿尔比恩之手。或者说，是市民们亲手将伦敦的钥匙交给了阿尔比恩。只要能阿尔比恩能保证伦敦不会再有惊天动地的爆炸，保证市民们能每天正常搭地铁上班，一天工资都不少，那么市民们也能容忍不时发生的神秘失踪，铺天盖地的宣传，以及来自人眼和电子眼的全方位监控。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这一切，他们不能忍受全方位的监视，不能忍受阿尔比恩的监护式管理，不能忍受在阿尔比恩纵容下泛滥的奴隶市场和器官交易，不能忍受与阿尔比恩暗通款曲的科技公司毫无人道地试图将活生生的人上传为人工智能。
他们有的是良知未泯的前阿尔比恩成员，有的是以打击罪恶为执念的自由黑客，有的是孤身追查真相的前任警督……他们走到了一起，重新建立了在那血与火的夜晚中几乎被彻底摧毁的伦敦黑客反抗组织——DedSec。
或者应该说，是“我们”。
阿尔比恩公司拥有来自布鲁姆公司的追踪与识别技术，也拥有中央处理系统（Central Operate System，简称ctOS）全面的公民数据库，以及遍布全城的无人机作为耳目爪牙。但我们才是ctOS的“看门狗”。我们拥有从系统后门中得到的权限，我们拥有潜伏在ctOS系统里的人工智能“贝格利”。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一个组织。
我们可以是任何人，但又不是任何人。我们都有着自己的职业和专长，这让我们在面对不同状况时所向披靡。从伦敦当时的社会状态来看，我们是反抗者，也是越轨者。一个由越轨者组成的组织总是比寻常组织更加有纪律性，也更加有凝聚力。
正是理想和纪律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成为一支军团。利用ctOS系统的后门，我们能够侵入和劫持一切在系统中登记过的电子设备：自动路障、手机、监控录像、电子门锁、计算机、数据存储设备、电路阀门、交通工具、无人机……利用这一优势，我们在与阿尔比恩公司的猫鼠游戏中屡屡获胜。
当然，我们也会使用一些常规武器，比如枪械和指虎之类的。但我们不鼓励滥杀，枪械是DedSec的最后手段，永远都是。如果一位探员重伤入院或是被警察逮捕，我们会尽力营救，但任务的危险性和每次执行任务的人数只有一人的奇怪规定，还是让我们时不时就可能失去同伴。
我们当然也会招募新的同伴。为了建立起双方间的信任，我们总是要替他们做点什么。只不过，伦敦的市民们想象力实在有限，到后来招募任务也开始陷入无聊的重复。
在这个崩坏的世道，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曾经有探员报告过被一扇门卡住而动弹不得的尴尬情况。我在街头漫步时，有时恍惚间也会看到有人穿墙而过，或是凌空蹈虚。不过我遇到过最诡异的事件还是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突然眼前一黑，恢复意识时却又回到了任务开始之前。据我所知，不少探员都曾遇到过这个现象。
好在我们最终还是成功地扳倒了阿尔比恩，并顺藤摸瓜找出了藏在阿尔比恩背后的幕后黑手“Zeroday”。真相让所有的探员们都沉默了。Zeroday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个人——重建了DedSec，指引探员们与阿尔比恩进行殊死斗争的莎宾。
从阿尔比恩在《看门狗：军团》中的表现来看，它大概是个幼年体的“老大哥”。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塑造的那个由无孔不入的监控、暴力和驯服建立的极权社会似乎正随着智能设备的推广而渐渐朝现实靠拢。信息安全成为公共辩论的焦点，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隐私”，不让国家、科技公司或其他什么东西有机会盗走它。
然而，社会生活所具有的反讽特质在隐私权的问题上展露无遗。人们试图在国家和企业面前捍卫自己的隐私权，将它们视作隐私的敌人。但如果没有国家对个人信息大规模的调查和收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居民住房的规划和安排，“保护隐私”这一观念在社会中的大部分都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人们现在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上世纪“福利国家”监护式的管理讳莫如深，可正是它们，让“隐私权”这种玩意儿不再是富有阶级的特权，而成为人人享有的自然权利。很大程度上，需要我们时时捍卫的隐私权，正是从它所反对的东西中产生的。
正因为如此，在越透明、表面上个人隐私越少的社会中，存在的秘密反而越多，“隐私”的观念反而更强。越是在《看门狗：军团》这样的世界里，秘密社团就越活跃。来自各方面的调查和监控越强，人们就越倾向于掩饰自己的秘密，甚至过一种双重生活。在ctOS气候初成的芝加哥，DedSec还只是寥寥数人的小团体，而到了幼年老大哥统治下的伦敦，DedSec就成了一支军团。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阿尔比恩与DedSec生长在同一片土壤，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表象。正如作家埃玛纽埃尔·穆尼耶在《斯堪的那维亚札记》中所言：“在最具集体主义精神的国家——俄罗斯、瑞典、德国——住宅都是最孤独的。”反之亦然。
这就是为什么莎宾要以彻底的毁灭将整座城市“重启”。在她看来，这个世界病了，阿尔比恩和DedSec不过是同一片土壤里结出的两个果实。她要将这一切彻底毁灭，连同纠缠在一起的善与恶一同归于虚无。在她的梦想里，人类将在这一次“重启”后获得新生。
而我亲手终结了她的梦想。她背离了DedSec的信条，不满足于“看门狗”的理念，而要将身后的整个庭院全部掀翻。她是正确的吗？我不知道。在最后的对峙，她嘲讽般地质问我们，DedSec与阿尔比恩有什么根本区别。在造下了如此多的杀戮后，我们的目标就是“善”的吗？
莎宾死了，她的疯狂计划最终没有得逞。但她的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们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凭着本能的良知结果了她。但谁又能保证我的“良知”不过是多年耳濡目染下的自我欺骗呢？也许我只是害怕所作所为皆无意义的空虚。如今我早已离开DedSec，重回奔波劳碌的日常生活，在日用操劳中渐渐走向生命的终点。
在生命的终点前，我仍然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