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太平洋到加利福尼亚。
我们的故事得从南太平洋上的小岛说起。19世纪时，来自遥远西方的传教士罗伯特·亨利·科德林顿随着殖民者的船队踏上美拉尼西亚的岛屿，肩负着传播福音的使命。
当然，美拉尼西亚的居民们从来不知道原来自己是“美拉尼西亚人”。这个名字是傲慢的欧洲人替他们起的。1832年，法国贵族杜蒙·杜尔维尔将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在地理上一分为三：密克罗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和美拉尼西亚。从此之后，这一图式就深深植根在欧洲人的脑海里，并被殖民者和传教士们传播给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居民们。
相比于动辄以枪炮相要挟的殖民者，传教士的行事方式整体来看要体面不少。登上美拉尼西亚的传教士被要求在传播福音之前先要尊重当地文化，学习当地的语言和风俗。科德林顿正是其中的一员。这位来自英国圣公会的教士和学者于1876年随特派团踏上今天的诺福克岛（现在是澳大利亚的海外领地），建立了当地第一所教会学校。在他漂泊南洋的十多年里，科德林顿走遍了整个美拉尼西亚地区，并在退休后撰写了著作《美拉尼西亚：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
“美拉尼西亚人的思想完全被一种他们称之为‘曼纳’（Mana）的力量掌控，那是一种普遍性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科德林顿在他的著作里写道。
这是“Mana”在欧美世界的首次亮相。
踏上南太平洋岛屿的探险家们发现，大洋洲原住民在文明的程度上似乎比同一纬度上的美洲原住民还要低一些。接踵而来的传教士和人类学学者则对这一与西半球迥然相异的文化世界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他们将美拉尼西亚的原住民们视作更加原始的人类，试图从中寻找人性中更加“基本”的组成要素。在19世纪整个欧洲信仰崩塌的背景下，他们尤其希望借助对原住民信仰的研究，揭示宗教信仰的起源之谜。
宗教的源头在哪里？是寄居在万物中的灵魂，还是对不可思议之奇观的敬畏？又或是传教士们在美拉尼西亚人那里看到的神圣图腾？“乌鸦氏族的胞族是乌鸦。”美拉尼西亚人如是说。
“图腾本身并不具有力量，”在综合了科德林顿、弗雷泽、弗莱彻小姐等人对大洋洲和美洲原住民信仰的研究后，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他的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写道，“真正重要的是那些被视作神圣的事物、氏族成员和图腾物种所分有的共同本源。”
“换言之，图腾制度不是关于人、动物或图像的宗教，而是一种关于匿名的和非人格的力的宗教。它见诸于所有这些事物，而又不与它们所混同。谁也不能完全拥有它，但又都可以分享它。它完全独立于它所化身的对象。个体生灭，世代交替，但这种力量却是真实、鲜活、始终如一的。”
这就是美洲易洛魁人的“瓦坎”，美拉尼西亚人的“曼纳”，在夏威夷和毛利人文化中也有类似的反映。乌鸦氏族的人们敬畏的不是乌鸦，也不是乌鸦的形象，而是暂时寄寓在乌鸦之中的神圣本源，是为乌鸦所分有的“曼纳”。“曼纳”是遍布于世间的力，是匿名、非人格化的神圣存在。乌鸦氏族之所以为乌鸦氏族，并不是说他们认为自己是经验意义上的乌鸦，而是说他们共同分有同一种本原，这种本原是他们最本质的特征，是他们与和他们同名的动物所共有的，其外在的形式表现为乌鸦。
在美拉尼西亚人的心目中，“曼纳”作为力的存在并不是一种比喻。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渗透到宇宙中的精神生命力或治愈力，也是对力或能量的拥有和培育，正确地引导和利用“曼纳”能使力的作用发生改变，从而在物质世界中产生影响。他们认为，将“曼纳”以不正确的方式引导入自己体内会引起疾病和死亡。而在美洲，夸可纽尔人相信类似“曼纳”的本原之力，能够通过类似从指尖射出流体的方式起作用——在他们的神话里，一位祖先英雄只靠用手指指向敌人，就能击穿他们的脑袋。
来自欧洲的学者们自南太平洋满载而归。他们自豪地宣称，信仰起源之谜已被解开，日益滑坡的社会道德也将因他们的努力得到救赎。然而，19世纪后期，大众运动的激情席卷了一切。人们簇拥在充满魅力的群众领袖身旁，被一场又一场煽动人心的演讲所俘获。没有人关心这群出身市民中产阶层、戴着单片眼镜、永远慢条斯理的学者们在说什么。
美拉尼西亚人的信仰、文化和语言就这样被冷藏在了博物馆和图书室里，大概只有中小学生会在课外活动时前去参观，只为写上一份言不由衷的报告。
但历史的运动永不止息，两次世界大战令偌大一个欧洲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来自欧洲的学者们乘上轮船，带着自己的博物馆和图书室逃往美国。
看起来，崇尚实用主义的美国人不太可能对异域文化有什么特殊的兴趣。如果不出意外，美拉尼西亚人的文化与信仰只是换了个地方冷藏罢了。
可是，意外就这么发生了。
在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人赶上了美国最富裕的时代。他们生下来就衣食无忧，却在前所未有的丰裕面前陷入迷茫。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东方，试图在遥远的异邦寻觅到精神的安慰剂
那是人类学、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在美国流行的年代。维克托·特纳、约瑟夫·坎贝尔和埃利亚德的著作备受年轻人欢迎。那也是属于禅宗、甲壳虫乐队和幻想小说的时代。这一追求异乡迷狂的浪潮最终在美国文化最为多元的加利福尼亚结出果实。前半生平平无奇的小说家杰克·万斯在195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1950年，短篇小说集《濒死的地球》出版。
杰克·万斯是约翰·万斯的笔名。这位万斯曾在海军中服役，也正是在服役期间出版了第一部作品《濒死的地球》。万斯对异域文化有着超出寻常的兴趣，常在海外四处漂泊，每到一个新地方就写一篇新的小说。这让他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这一点深深影响了加里·吉盖斯。
“杰克·万斯的《灵界之眼》与《濒死的地球》给本规则的设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加里·吉盖斯在《龙与地下城》的初版规则中写道。
《龙与地下城》的法术系统设定完全来自于《濒死的地球》。在设计角色扮演游戏规则时，吉盖斯很快就发现，拥有超自然力量的法师强度远远超出了其他职业。于是，他照搬了《濒死的地球》中的魔法记忆体系：法师不能直接使用法术，而要在施法前记忆卷轴或书籍中的法术，一位法师一次只能记住有限次数的法术，而所有法术都是一次性的，用过之后就会被遗忘，需要重新记忆。
这是在角色扮演游戏史上跨越时代的一刻：终于有一天，玩家们能够“合理地”扮演掌控超凡技艺的法师。直到“博德之门”系列和“永恒之柱”系列面世，你还能看到那些“龙与地下城”设计师出身的游戏开发者们坚定地在电子游戏中保留这一古老机制。
但这个体系在当时还比较简陋和死板，法术与法术间不可通约，如果一个法师一天内能够施放一个2级法术和两个1级法术，那么他并不能将其变通为释放4个1级法术。如果他用施放2级法术的机会施放了1级法术，那他也不会额外得到一个1级法术的施法机会。
为了让游戏机制更加灵活，“能量点”（Spell/Energy Point）的概念在“龙与地下城”的其他同类作品中被创造了出来。每个玩家根据自己的车卡方案拥有一定数量的能量点，每次施法时都会根据咒语等级消耗能量点。能量点耗尽后，玩家角色将不能施法。
表面上看，能量点这一设定非常符合直觉，天然地符合游戏设计的要求。但从角色扮演游戏中至关重要的世界观的角度看，能量点的设定是不可理喻的。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中，法术是借助吟唱咒语对世界造成影响的超凡技艺，它的效果取决于咒语强度、复杂度和施法者的记忆力。《濒死的地球》里，玛兹瑞安能够俘获图亚安正是因为他能记住6个咒语，而图亚安只能记住4个。
为我们所熟知的“法力值”的概念同样来自于六七十年代风头正盛的奇幻小说。当时的奇幻小说同样遭遇了如何合理构建可通约的法术体系，并使之能够在世界观下得到合理解释的问题。小说家，尤其是美国的小说家们在当时流行的文化百宝箱中发现了美拉尼西亚人的“曼纳”——隐藏在万物背后无处不在的神圣力量，以力的形式发生作用。例如，在科幻小说作家拉里·尼文的作品《末日将近》里，世界充满了无处不在的魔力，而法师对魔力的滥用则使得世间魔力日益衰竭。
在游戏设计师的笔下，世界充满了神秘的魔力，咒语的意义在于引导和操纵本就存在于各个角落的魔力：他们还没有使用“曼纳”这一名字，但他们已经在使用它的意涵。
魔法是什么颜色的？
如果说红色是鲜血的颜色，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生命与伤口，从而成为了电子游戏中“生命值”的配色。那么，为什么在电子游戏里，最常见的代表魔法值的颜色是蓝色？
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定论。我们所能知道的是，1983年，角色扮演游戏《创世纪3：出埃及记》首先在游戏界面中以“MP值”的形式呈现“法力值”这一概念，并以蓝色为其配色。无独有偶，1987年，日本的“最终幻想”系列也采用了“MP值”的设定。那时，“MP值”就专指被用于施放技能的“法力值”。
同样在1987年，角色扮演游戏《地下城主》（Dungeon Master）在游戏中明确表示，“MP”中的“M”代表的是“Mana”，也就是魔力。而1991年发售的《圣剑传说》，则直接将“玛娜”（Mana）作为世界架构的核心要素，整个故事都围绕着“玛娜之树”和“玛娜圣剑”展开。
至此，“曼纳”这个来自南太平洋海岛居民的概念，几经辗转，终于在电子游戏的世界中重新扎根。它代表着“魔力”，指代无处不在的魔法力量。它的再发现和应用解决了角色扮演游戏设计法师角色时的难题，使得游戏机制能够与世界设定融为一体：法师施法时消耗的魔力来自于世界本身，而不是什么莫须有的“能量点”。而之前作为折中之法的“能量点”，则渐渐演化成回合制策略游戏中的“行动点数”，与“法力值”相区分。
从不为人知的海岛信仰，到博物馆中的文化标本，再到加州极客们从百宝箱中淘出的宝具，最后变成全世界玩家习以为常的日常概念，“曼纳”的旅程不需要太多的修饰，就已经足够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