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NAMI上海的裁员之路

■ 故事的发生

2014年5月19日早上9点10分，刚刚结束产假的刘女士（化名）来到她任职的公司——科乐美软件（上海）公司位于南京西路梅陇镇广场903室的办公室门口，但她接下来就发现无法进入公司。

“我当时就懵了，有公司不能进，有卡不能刷，指纹也被删除，所有负责人的联系电话打不通……公司随时可以用各种理由和办法达到让我自动离职的目的”。刘女士把自己当日的遭遇写成了一篇名为“某社上海这么牛逼，日本总部知道吗？”的帖子。在帖子里，刘女士先是“只能堵在公司门口，等着他们出来的时候追着讨说法”，当“看到该公司总经理C女士黑着脸没有搭理任何人迅速闪进门进了公司、再也没有露过面”后，她找到了包括劳动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对外服务公司等多家机构试图解决此事，但所有机构都表示无计可施。

即使是在科乐美上海所有离职的员工中，刘女士的经历也算不得太过特殊，事实上，自从2010年开始，这家著名游戏公司的上海分公司就在试图以各式各样的方法解除与旗下员工的劳动合同。而在这一行为背后，则是科乐美上海近年来低迷的业绩、对中国市场的摇摆和一系列并不复杂，但足够令人迷惑的办公室斗争。

■ 从外包到移动游戏

科乐美软件（上海）公司成立于2000年，第一任总经理为王子杰先生。和大部分外资游戏公司在国内分部的职责类似，科乐美上海早期的业务以制作总公司的游戏外包为主，也涉足过一些WAP游戏在功能机上的汉化和移植。

2001年，王子杰先生离职，原任财务总监的陈女士任科乐美上海公司代总经理并于数月后正式升任总经理。很多员工对于公司“由财务总监担任总经理”的决定表示迷惑。“有人说她向日本董事长举报了一些事情，获得了董事长的信任，就此上位” 一位受访者这样对触乐网记者表示，“老董事长非常非常信任她”。

有理由相信，陈女士在上任时就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挑战。一方面，无数个先例证明，非专业人员管理专业事务本身就有极大可能遭遇困境，而另一方面，员工们对陈女士本身也颇有微词。

“老员工说她是企业管理自学的，开会说话也不是很擅长，不太会和员工打交道”。一位已经离职的员工向记者这样表示，而另一位曾任制作人的离职员工则提到了一个细节：“她很爱说话，但是因为不懂游戏，所以说多了就会出错。她会先和我们这几个懂游戏的人聊天，然后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把我们说的话再复述一遍。”

有些文章将科乐美上海遭遇的困境归结为“日本高层刚愎自用、对中国市场不够了解”或“日本高层对公司品牌价值估计过高，导致合作开展困难”，但实情似乎不止如此，大多数受访者都把科乐美上海的困境归结于高层管理者的办公室斗争。科乐美上海的职能以制作总公司的外包工作为主，陈女士虽然担任总经理，但初期主要负责总务、人事、财务等支持部门，无法涉足具体业务的开发管理。科乐美上海所有游戏的开发事务均由时任项目开发部长的蔡以强先生负责。

2004年，蔡以强先生离职，公司内员工对他的离职原因多有猜测，但离职所带来的变化却逐渐展现出来。蔡以强先生在任时，科乐美上海外包的项目中不乏如《恶魔城》、《寂静岭》在内的著名作品，但随着蔡先生离开，科乐美上海再也没能拿到这些项目。蔡先生离职后，公司开始致力于将项目组进行扁平化管理。陈女士任命泉田俊孝先生为项目组主管，从而得以直接管理所有项目组。

有受访者对触乐网记者推测，日本总公司对陈女士的工作成绩并不认可，但陈女士又得到了董事长的信任，位置非常稳固。所以总公司只能采取 “逐渐回收资源” 的方式限制陈女士的发展。“日本人觉得她不够专业，不敢跟她合作，她也总是盯在钱上面，导致总公司跟我们合作的项目组意见也越来越大”，一位受访者这样回忆。在双方的计算之中，科乐美上海和总公司之间的合作愈发艰难。

科乐美上海显然不想束手待毙，借助总公司 “发展智能机游戏” 的政策，科乐美上海把移动市场看成下一个机会。2013年1月，科乐美上海发布《魂斗罗进化革命》，2013年3月4日，科乐美上海在腾讯平台上发行了移动游戏《龙收藏》——但这一游戏甚至现在都未在科乐美上海的官方网站产品介绍页内出现。

《龙收藏》（Dragon Collection）是Konami于2010年9月发布的社交卡牌产品，这款被冠以“卡牌游戏鼻祖”之名的游戏在日本本土取得了还算不错的成绩。但在科乐美上海前员工刘云帆（化名）眼中，《龙收藏》是个必定会在国内失败的项目。“首先是时间，我们从2011年就在向本部申请，想把《龙收藏》引入国内，同腾讯合作进行推广。但是总部一直不允许，拖来拖去就过了两年。其次游戏是Html5技术制作的，根本不适合国内，当时我们派了一个外包团队去日本进行本地化工作，但外包团队毕竟只是技术团队，对国内市场环境不了解，做出的东西仍然水土不服”。他这样对触乐网记者表示。

有消息指出，《龙收藏》和腾讯签署独家代理协议的原因是科乐美上海同腾讯无线事业群之间有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及私人交情。但就在游戏推出前夕，腾讯无线事业群被并入腾讯互娱，这对《龙收藏》的市场推广无疑是一次致命的打击。“每天只能导进两三千人，这根本没戏，如果能早两年，不用Html5，这游戏也许还有机会，但现在说这个没意义。《龙收藏》上线两周后，《我叫MT》就上线了，明显差得太远了。”刘云帆这样对记者回忆。

■ 裁员风波

自2011年开始，科乐美上海就陷入了裁员的风波中。一方面，出于对总经理能力的怀疑，母公司不愿意再向科乐美上海投入更多资源，而科乐美上海在长达十数年的时间中也并无耀眼业绩和收入，而另一方面，考虑到股价因素，总公司不能随意关闭上海分公司，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母公司又始终没有对科乐美上海的管理团队采取任何措施。科乐美上海的管理团队得以在任上度过了13年时光。

但总公司开始逐渐缩减科乐美上海的规模。早在尝试运营《龙收藏》之前，面对外包团队的裁员就已经开始。2011年，PS2版本《胜利11人》（又称《实况足球》）项目组的20多名成员成为首批裁员目标，“公司说日本那边不会再给这边分配工作了，而下一代《胜利11人》的外包活儿又没谈成，所以一整组都被裁掉了。”一位受访者这样表示。而在此之前，负责《Beatmania》、《Guitdora》和DDR三个音乐游戏系列的外包项目组已经开始合并，大部分员工被合并至DDR项目组。《胜利11人》组被撤裁之后，DDR项目组制作了最后一款街机版DDR游戏后，被撤裁2/3。其他项目组大多被拆散撤销，成员被裁或转至移动游戏项目组。

第二波大规模裁员则发生在《龙收藏》折戟、科乐美上海短时间内看不到收入的情况下。2014年4月，《魂斗罗进化革命》完成了最后一个版本，宣告科乐美上海在移动游戏领域内的尝试结束。随之而来的是所有业务及研发人员被遣散，科乐美上海仅保留管理部门，负责信息情报搜集。

科乐美上海的办公室内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氛，所有的人都知道公司不会再有发展，即将面临大规模裁员，“公司员工没有网络，大家也不能网聊，所以大家每天都凑在一起窃窃私语，各个组的人都会聚堆，大家都觉得有事情要发生了。”

所有人都期待着被公司开除，作为跨国企业，科乐美上海对被辞退员工的补偿至少听上去是十分丰厚的，2011年时，被辞退的《胜利11人》项目组员工大多得到了符合国家规定的N+1补偿，《胜利11人》项目组的成员工资较高、资历较老，大部分人对拿到的补偿尚觉满意。但之后被辞退的人则就没有那么幸运，员工和公司之间围绕着遣散补偿展开了斗争。

“有一个孕妇，不发基本工资，回来上班还要把从政府那儿领的生育保险扣掉，等于恢复上班后白干好几个月。”一位科乐美上海的离职员工对记者说。科乐美上海使用一个计算公式，计算员工的任职时间、参与项目盈利状况、基本工资、工龄，最后得出赔偿金的具体数额。大多数员工“后面基本谈不动了，大概就是给多少是多少，到最后就是这些钱，你必须走。”

也许是因为大批裁员所带来的经验积累，科乐美上海对《劳动法》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用过降薪，薪水降一半逼你自己走”。刘云帆对记者表示，“他们总能想办法绕开（法律）”。而另一位曾在科乐美上海离职的员工透露，每年都会有员工因赔偿而起诉公司。“我知道有3起，一起打赢赔钱了，其他的不知道结果。”

没有人知道公司为什么会用各种理由降低裁员补偿，有些员工把“无法得到赔偿”的原因归咎于“完全看总经理的喜好”，但另外一种说法是，由于科乐美上海员工的薪资水平平均较高，工作年限又较长，大规模裁员会产生巨额赔偿金。日本总公司对科乐美上海管理团队的考核指标是收入及利润，在几乎没有收入的前提下，管理者只能通过“节流”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位置。但另一个奇怪的细节是，直至今日，科乐美上海公司每个月仍要为设在梅陇镇广场的办公室付出数十万的租金——但这总比在金茂大厦的办公室要便宜许多。

科乐美上海陷入一个神秘的局面，据消息指出，目前科乐美上海所有业务人员已全部被辞退，仅有一位总经理、两名HR、一个总务、几位财务和几位IT人员在任——而这几位财务和IT人员也面临被辞退的命运。

刘女士对自己能否拿到公司赔偿完全没有把握，她在帖子中说此举是“为了要一个说法，为了要一口气，一点尊严。”但实际上，这更像是一个弱者发出的控诉。面对“并不违法”的科乐美上海，她能做的事情显然非常有限。

而令人有些吃惊的是，也许是因为参杂了青春的回忆，又或者是因为什么其他的感情，大部分老员工对日本总公司和大部分同事仍抱有怀念之情。“我还是很尊敬日本总公司的”，刘云帆这样对记者说，然后他停了一会儿，又补充：“但他们终于用了十几年把上海公司做倒了！”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超过5位曾在科乐美上海公司任职的员工的帮助，特此表示感谢。本站记者曾通过科乐美上海官网的联系方式尝试向科乐美上海发出采访邀请，但截止发稿时止，尚未得到回复。